试论陈衍的诗学理论体系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所撰著的《石遗室诗话》及所选辑的《近代诗钞》等书,使他在当时享有很大的声名。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专家木铃虎雄曾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专章评论了陈衍的诗歌理论,就是一个证明。的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尤其是在近代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陈衍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陈衍的这个重要地位,既不是来自尊崇他的海内诗人对他的标榜和吹捧,也不仅仅因为他的论诗之作中有这样或那样一点可取的意见,而是由于他总结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     

从想象论文学批评

对文学批评的想象性的认识是近二十年来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突出现象.这种现象是受到王德威的一本论文集<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的影响而发生的,先是在文学史写作研究中运用得比较多,后来转到对文学批评的想象性的认识.从最近一两年的文论来看,人们已普遍接受了文学批评的想象性.     

沈汤之争的历史渊源及其流变发展

<正> 戏曲史上“沈汤之争”的话题,早已被人调说得烂熟;戏曲批评史上的吴江派和临川派的能否成立及其阵营问题,也是今人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能不能从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以上问题?或者说,沈汤之争及其派别现象背后,是不是还有着一些必然的渊源、偶然的契机和一些更为深厚的背景?如果能从中国文学史、戏曲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上来看待沈汤之争以及两派的对峙现象,从而对争论本身及其来龙去脉作出一种历史的描述,或许我们对争论自身的品位及其意义的了解,有时反而会更真切一些.     

姜白石诗论之初探

姜夔、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著名的文学家,被人称为“词中之圣”。这虽未免抬至过高,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可略见一斑。不仅如此,姜夔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他的《诗说》三十则和诗序,是他在长期诗歌创作实践中,总结起来的诗歌理论,虽然有些提法,不免有点玄乎,但毕竟是作者甘苦之言,所以“多精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结构与鲁迅

文学史是什么?在不止一篇文字里,笔者说过,文学史应该是文学结构史或结构的文学史。同样,对于文学批评史,笔者也主张,应该着意研究文学批评史的结构系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重批评运作过程,反对琐碎的枝蔓描摹;需要倚重批评模式构造,反对并消解被神化了批评大家。总之,犹如文学史不应是作家作品论的简单组合一样,文学批评史     

美学感觉:对文学价值的整体感知——茅盾文学批评心理研究之一

茅盾的社会的文学批评,实质上也是一种审美的文学批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批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审美活动,批评家评论文学现象的过程,也就是把它当做自己审美的对象予以观照、阐释与评价的过程。在这个审美活动过程中,批评家与一般的艺术美的欣赏与接受者不同,他所关注、把握的是他的审美对象的价值涵意。而把握文学现象的社会、美学诸价值内容,是以事实认识为基础的,因而文学批评含有趋同的客观特性。但是,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六十年沧桑: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与"回归"——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文学史表述为例

文学史家写作曾很长时间比附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主体精神缺失后的"失语"."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经沉浮.我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的文学史表述的考察,可以探析文学史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关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写作中文学史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失落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集体"失语"与"回归"的原因,进而给今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以启示和借鉴.     

文学史史学观与文学史叙事

主持人的话形式纷繁的文学史已经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这个体系时常被视为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石。相对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中某些令人不安的个人风格 ,许多人觉得 ,文学史是一门值得信赖的客观知识。虽然文学史著作仅仅是某些文学往事的记述 ,但是 ,这种记述包含了强大的理论意义。文学史提出特定的经典名单 ,编辑相应的选本同时给予权威的诠释 ,并且无形地颁布了两个原则 :第一 ,什么是文学 ;第二 ,什么是好文学。很大程度上 ,“客观知识”的名义是对经典的权威和文学原则的有力支持。但是 ,近时的文学史写作引起了人们许多深刻的反…     

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精神与人格魅力——郑板桥笔下的"萧萧竹声"及其现代意蕴解读

清代书画家、文学家、 "扬州八怪"之前的郑板桥,可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仅仅官至七品,最后且落得摘去乌纱的革职处分.但他为中国书画史和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之笔.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书画史和文学史上,不能没有"扬州八怪",不能没有郑板桥这个名字.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精神与人格魅力,在郑板桥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论唐诗中的“牧童”意象

披蓑负笠的外表、倚牛吹笛的行为,是"牧童"形象的基本特征.唐诗中的"牧童"有写实、象征两类,后一类"牧童"身上寄寓了诗人对自然人生的追求.     

王勃任职沛王府考论

王勃是“初唐四杰”之冠,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虽命短,但才长。细致梳理王勃的生平、创作,是全面研究王勃必不可少的内容。在王勃短暂的一生中,任职沛王府是重要的时期。考察此时前后王勃思想、心态、创作的变化,探讨其内在原因与意义,不仅可以客观地认识王勃及其作品,而且可以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和思想文化背景。     

在贫穷的文学史面前——对文学史自以为是的历史质疑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文学史也许是一种最不真诚的历史现象。它通过对文学观念的泛化理解，努力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或样式纳入文学史范畴。从而营造出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繁荣的文学历史，给世人虚拟了一个辉煌的文学史形象。如果从读者的角度（亦即社会文学生活的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形象，则不难看出，在人类文学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文学生活是贫乏和萧条的，社会的文学资源也是短缺的。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应当把文学的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而不应当遮遮掩掩或虚构繁荣的景象。     

唐寅与弘治己未春闱案的文学史影响

弘治己未春闱案由风闻而起,以莫须有了结,又引起了日后的流言四起。在对该案的种种记载与议论中,唐寅成了关注的焦点,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并使这一事件染上了传奇色彩。案件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激发了唐寅的"中年转变",使他开辟了人生与艺术创作的新天地;同时又在明中叶诗文革新的关节点上,因唐寅而导致了吴中诗坛复古集团的解体。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忽正典而取小说”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修撰多取小说,受到后代诸多指责;但笔者认为,此举无疑使唐初八史带上强烈的文学色彩。“取小说”不但使唐初八史保存了当时的文学风格,提升了自己的文学品位,而且有助于唐初八史刻画人物形象,加强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还使唐初八史带上浓郁的志怪小说色彩。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论中晚唐爱情诗的兴盛

爱情诗的兴盛是中晚唐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中晚唐士人“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时代精神 ;由盛唐诗气势雄浑、境界阔大到中晚唐诗意绪细赋、境界狭小的审美趣味的变迁 ;中晚唐“崇侈游宴”的社会风气促使爱情意识的产生 ,是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     

论韩孟诗派的组合条件及其文化史意义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流派，韩孟诗派的聚合有其必然性。首先与大历、贞元年间江南诗人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其次诗派成员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乃至遭受压抑的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具体诗人个性禀赋及气质趣味相似相投。韩孟诗派以奇险为创新的艺术精神与总体风貌，既有时代因素的促成，又有历史传统的延承，表现为审美时尚与诗史进程的联结与交汇。其结果既是诗人艺术个性的发挥，又是时代性文化精神的体现，更是文学史逻辑推衍的必然，具有多重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