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末拟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

明末拟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呈分流态势,对前代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有发展,有革新,也有削减.这是由其不同的创作目的与创作方法决定的.     

论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

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具有热烈、专注、懵懂与肤浅的特点,这是由"说话"的表演方式、市民的需要及其话本小说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与艺术修养决定的.     

方言在明清话本小说中的多重意义刍论

方言在明清话本里是极为凸出的文学现象,具有叙事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目前学界对方言与小说关系的探讨基本以长篇为研究对象。而语言学界对话本方言多有关注,但主要从语言角度出发,因此从文学的角度揭示方言对于明清话本的意义无疑很有必要。文章第1部分着重论述小说家自觉的方言意识及其在明清话本中的具体表现。第2部分主要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了方言具有塑造人物、生成情节、强化小说场景真实性与临场感的作用。第3部分讨论了方言作为语言词汇所折射出的种种复杂社会现象。     

说话的艺术特征及其对话本小说的文体影响

本文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探讨说话的艺术特征及其对于话本小说的文体影响.说话有四个艺术特征1.游戏性质;2.寓教于乐;3.故事性;4.叙事性.此指讲故事的一整套原则和技巧.在说话向话本小说的转变中,说话艺术所具有的上述四个特征被原则性地移植到话本小说中,从而既促进了话本小说的产生发展,也给话本小说的发展带来了某种先天的局限性.     

文言小说集评点对话本小说改写的影响探究——以冯梦龙作品为中心

晚明小说家冯梦龙的创作实践昭示了文言小说集的评点对话本小说叙事有重要影响。比较冯梦龙《太平广记钞》《情史》《智囊》《古今谭概》等文言小说集中的评点与以之为蓝本改写的话本小说集“三言”的叙事及评点,可知话本小说家改写文言笔记时,蓝本中的文人观念仍引导着话本小说叙事。针对晚明世风日下的时代弊病,冯梦龙在小说中以“泛情”作为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又以适应“俗情”为标准,改造了其在文言小说评点中曾大为赞赏的“奇情”叙事。这种改动彰显了话本小说叙事对文言小说评点所透露的审美观念的继承与偏移,及小说评点对小说改写与故事流变研究的重要价值。     

论茅盾小说的环境构筑

随着意识流、精神分析学、情感符号说等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引进,小说家们日益自觉地致力于人物心灵世界的开掘,甚至以此构成小说人生内容的主体。小说评论也对剖析人物深层意识表现出浓烈的兴趣和经久的热情。这无疑为小说家更深地“切入”生活和评论界研究路向的拓展,开辟了新的前景,使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和评论更大幅度地突破、超越传统的单一模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在欣喜之余,也不无遗憾地发现:一些小说     

论独创话本小说的编创方式

文章从创作学的角度,探讨了明末清初出现的独创话本小说的编创方式.首先探讨了独创话本小说内涵与外延,以及独创方式出现的因为.接着按照独创方式的走向分别论述了拉伸法与节缩法的编写技巧,前者重在拉伸话本小说体制中的某个部分如正话篇幅,设置繁多复杂的人物关系,以梦幻、奇巧、关丑对比牵合故事;后者节缩体制中的某个部分如头回,预先设立主题,重点敷演"道"、"理",为了敷演的主题,不惜压扁人物来相就.最后指出继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敷演、明末由改编向独创过渡的方式之后的独创的地位、作用与意义.     

《三国演义》叙事模式浅探

<三国演义>是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了创作,故其思想内涵是多义的.但小说中基本的文化立场则只有两个,即史家之言和民间文化.与之相适应,小说中也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叙事模式,类似于史传文本的叙事与类似于话本文本的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是不同的,它们从外在的题材处理形式到内在的价值体系,都存在一些差异.     

《豆棚闲话》与话本小说叙事艺术的革新

在世界小说发展史上,话本小说(包括拟话本小说)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类型;然而人们对它的叙事艺术却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变化和发展,更是如此,往往用第三人称的、全知的、连贯叙述的说书人模式笼括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叙事艺术特征.实际上话本作为一种小说品类,其叙事艺术虽然发展比较缓慢,以至到近代的前夜,仍然带有诸多明显的母体的痕迹;但是它仍然是在实实在在的变迁着,蜕演着,而且其前进的基本方向,也同西方小说一样,是指向现代的.本文拟就大约出现于1660—1670年间的清代拟话本小说《豆棚闲话》为例,谈谈这种变化和发展.     

话本小说研究九十年回顾与展望

话本小说研究已经走过90个年头,回顾九十年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话本小说研究划分为开创、深化、总结和繁荣突破四个时期。话本小说研究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边界、方法、成果、研究者队伍等一系列要素的“话本学”学科。但研究依然存在缺乏深度模式、理论总结能力欠缺等问题,在文艺学的立场,话本小说未来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口头艺术与话本小说叙事研究;传统文化与话本小说叙事研究;话本小说的接受问题研究。     

论李渔拟话本的个性特色

本文认为 ,李渔的拟话本 ,就其精巧的艺术结构和浓厚的个性趣味来说 ,在一定程序上可以说代表了清拟话本文人化的一个发展方向。李渔的拟话本的叙事特点 ,就在于他比其他作者更为自觉地突出其讲述行为和内容的人为性与游戏性。由于他清醒认识到创作者同艺术世界之间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 ,又抱着抒郁解愤、自娱娱人的游戏态度来创作 ,所以无论从取材内容、主题人物还是叙述者本身都表现出作者强烈的个性色彩。李渔所追求的那种“不拾名流一唾”的尖新意境 ,正是靠他对人生和艺术的那些别出新裁的理解和感受来体现的     

论《青琐高议》中帝王故事的世俗化倾向

北宋文言小说集《青琐高议》所收146篇作品中有16篇是帝王题材的故事。与前代同类作品相比,这些故事的叙事重心由政治劝诫转向了娱乐媚俗,创作方法由纠缠于正史跃进到恣意虚构,语言风格由含蓄蕴藉变为朴野直露。造成宋代帝王故事世俗化转变的原因是：五代以降帝王权威的严重下降、创作主体社会地位与接受主体审美旨趣的变迁、话本小说审美趣味对传奇小说的渗透。     

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话本、拟话本两个文体概念 ,并将话本解释为说话人的底本 ,拟话本指受到话本影响的著作。后来的学者接受了这两个概念 ,只是将拟话本重新界定为文人模仿话本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日本学者增田涉指出话本是故事的意思 ,这样拟话本的根基发生了动摇 ,不少学者弃用了这一概念。本文提出艺人话本和文人话本两个概念 ,用来指称和区别说话艺人讲述的故事与文人作家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 ,并对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作了比较研究     

清代子弟书题材来源考

子弟书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北京八旗子弟创造的一种说唱文学,其内容有78%来自明清时期流行的戏曲和小说,22%为八旗子弟的原创作品。这一结果与清代八旗子弟对汉文小说、戏曲的痴迷有重要的关系,他们对故事艺术效果的重视,也提高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     

宋元话本与明话本之人话比较

话本小说的入话通常有入话诗、评介语、小故事等几种形式,随着宋元话本向明话本的过渡,文体更加完备规范,其中表现在入话部分的不同,主要在于加强了入话与正话的关联,减少了随意性,突出了话本作家的教化责任感。     

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艾衲居士和他的《豆棚闲话》

本文对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集《豆棚闲话》的作者艾衲居士作了约略考辨；并对小说集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简要分析。认为１２篇小说多为愤世之作，或借古讽今，或直斥现实。其中有些篇章还对佛道进行了尖锐批判，因而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但由于作者的世界观是儒家的，所以又表现出比较突出的封建落后意识。小说在艺术上，不仅形式新颖，且风格文雅庄重，在明清拟话本中独树一帜，但并未摆脱史传文学的羁绊。     

现代小说叙事中故事的解构与重构

叙事与故事密切相关,没有故事就不会有真正完整和形象生动的叙述。离开了故事就没有叙事艺术,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叙事学。现代小说打破传统的故事性叙事模式,放逐故事,正视生活事件本身的非故事性和人类生存本身的非传奇性,以及人类生命存在的非自由性与荒诞性,使现代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走向了非故事化、非情节化的极端,造成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在进行解构故事的叙事试验的时候,许多现代小说叙事主体又发出重建故事的吁请。从故事入手,洞悉故事的内在本性,在解构与重构中选择一种合乎时宜的策略,就成为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