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文化因素分析——从中国文化诚信观与西方"经济人"假设的角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因诚信缺失而出现的种种令人不齿的行为越来越多.人们习惯地认为个人的道德沦丧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通过分析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诚信缺失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健全.只有依靠完善制度建设,才能在中国减少直至消除诚信缺失现象的存在.     

略论“经济人”假说片面性的合理性

“经济人”假说的片面性,既是社会科学分工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学建立严谨理论体系的需要,其不足应由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来弥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不需要否定这个假说,而是要(像马克思曾经做过的那样)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人”假说。在理论与政策上确认“经济人”假说,对促进我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用科学发展观之创新理论澄清"经济人"迷雾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一切工作的纲,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成果。要深刻领会和认真落实它,必须运用这一创新理论澄清"经济人"假定传播的惑人之迷雾,廓清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两种经济本质和内在逻辑、两种社会实践效应追求的根本对立,从深层上认识作为"私有化经济学"的核心和支点的"经济人"假定的片面性、非科学性,制止私有化思潮的泛滥。     

两种经济学范式在人性假设上的差异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对经济行为主体--人性假设问题上两者迥然有异."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最基本的假设,这一假设在逻辑上发展成为"经济人假说"并成为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和基石."社会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假设,这一假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属性的角度去认识人性及其本质的出发点.本文试图从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异同,并从中得出对发展和完善经济科学有益的几点启示.     

论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福斯特认为,目前全球性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原罪",是目前经济体制无法克服的痼疾;技术进步无法解决环境问题;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对资本积累痴迷的资本主义制度;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生态革命.     

循环经济的价值回归——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

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人性和社会价值关怀的缺失使得"理性经济人"预设因然而生,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存在理念上的不足.理性经济人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日益破坏着愈发严重的自然生态关系.生态危机便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后果.克服当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困境.必须以"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点.循环经济作为本质上的生态经济是"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活动."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逻辑起点.     

"科学经济人"新概念的逻辑思考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它认为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人假设"的演进路径,并深入分析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西蒙有限理性说、制度学派"社会-文化人"说、行为科学心理实验、莱宾斯坦X效率理论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最后,文章提出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提出"科学经济人"的新概念,即要做到"经济人"与"利他人"的统一、"经济人"与"非理性人"的统一、"经济人"与"社会人"的统一、"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经济人"与"生态人"的统一,从而给出了新的命题.     

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由"500天纲领"引发的思考

苏联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解体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反思经济学"西化"所起的恶劣作用.苏联经济学"西化"的严重后果,集中地体现在"500天纲领"上.它渗透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危害.苏联经济学"西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最高领导层抛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吸取苏联的深刻教训,防患于未然.     

"科学经济人": 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它认为经济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本文首先对传统"经济人"假设作了剖析,回顾它的内涵演进历程,阐述了它面临过的多种西方经济理论对它的挑战和反思.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提出"科学经济人"的新概念,并把它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科斯革命"与技术和制度关系研究述评

"科斯革命"力求将新古典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制度因素成为新古典边际替代方法的研究对象本身,这种调和制度变量与以"技术选择"为核心的传统经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论努力潜含着逻辑悖论.现代经济学中新增长理论的技术内生化,新制度主义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均可被认为是从不同侧面或运用不同方法,对"科斯革命"中技术与制度关系问题研究的深化.     

关于传媒道德失范的经济学反思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传媒主体在追求自身最大效用的驱动下,会产生"恶"的可能,但其理性会在权衡其成本与收益的边际效用后,看看是否能够将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作为传媒活动的目的与归宿,这在不同社会建制中的传媒有明显的体现.如何找寻最大程度上克服这种传媒道德失范现象的有效路径?根据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利益驱动原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关于“经济人假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经济人"作为亚当·斯密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反映了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活动的行为本质特征.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经济人"等经济范畴当成超历史的永恒规律,但他并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现代经济学用"有限理性"修正"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分析的深度与广度.     

间隔性制度变迁与比较制度优势——诺斯"路径依赖"理论之中国区域经验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区域发展模式多样性与特殊性要求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检验、过滤、再吸收.本文通过苏南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经验基础,对D·C·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经济人假说”:争论与超越——兼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

“经济人假说”是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基础。然而 ,这一假说并不是一成不变和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能接受的。一方面 ,这一假说在逻辑上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的 ,这形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演化 ;另一方面 ,对这一假说的背离 ,又形成了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不可否认 ,“经济人假说”本身是有缺陷的 ,正视这种缺陷并努力把经济学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现实途径。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 ,需要对“经济人假说”作出选择 ,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 ,当前尚不具备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条件 ,最要紧的还是多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以期为中国经济学塑造出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生存世界的建构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建构在其总体思想的理论预设上.这种理论预设将"制度"和"意识形态"纳入其修正的"经济人"研究范式中.在此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一般均衡分析工具考察"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时,从对制度的界定出发,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基本功用及发挥机制等.     

"经济人"假设在当代中国不同阶段的表现及其思考

本文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不同时期人们对“经济人”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表现的分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人总是依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下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为了让个体“经济人”做出符合社会理性的选择,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使之成为“经济人”有效的约束条件,让“经济人”在此约束条件下进行理性选择,从而使得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相一致,并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     

论"经济人"行为的制度建构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人们客观存在的利己与损人心理及行为,是"经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个特征,必须设计和构建严格的制度,既充分反映"经济人"利己属性的基本要求,又充分考虑"经济人"容易出现的损人心理和行为,使正当的个人利益得到激励和保护,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得到抑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们的个人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协调一致.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法的创新

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经济人"效用内涵演化追溯、批判与反批判思考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逻辑分析的假设前提,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自从其诞生以来伴随经济学不同流派乃至其他学科的批判与反批判而不断演化.其中,"经济人"的理性即追逐效用最大化之"效用"较古典政治经济学愈来愈狭窄,走上了物质化的不归路.解决"矛盾",或拓宽效用内涵与变量系统(建立广义效用函数),或进行工具主义方法论辩护,或坚持效用固有内涵,认定其作为工具性假设的必要性、科学性,承认其应用范围的限制性及局限性.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实下,坚持效用内涵似不合时宜,拓宽效用内涵可以获得万能的解释力但实际上陷入了无用论的境地.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从而需要各自的效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