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之死》新释——殉教文本下的潜文本

《基督徒之死》是芥川龙之介基督教体裁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可以分为殉教文本和少女文本两个文本.通过对“殉教文本”这一“显文本”之下所隐含着的“潜文本”——少女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男性叙述者的叙述中,女性失去了话语权,成为被言说的他者.“潜文本”体现了“隐含作者”虽然对女性给予同情,但作为男性作家,仍以男性价值观来观照女性的局限性.     

论文学上的南北派与南北宗

南北文风不同的观念源于先秦,系统形成于唐初。在古人观念里,南派阴柔优美;北派阳刚壮美,是两六风格类型。南北宗内涵较为宽泛复杂。古人多用“水土”来解释南北文学差异成因,但根本原因是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差异。南北文学各有特点,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合力。但历来存在重北轻南倾向,因北方在政治势力、文化传统上占统治地位,故古人也以北方审美传统为正宗正统;另外也反映古人尊阳卑阴的文化心理。南柔北刚之说,有合理处,但容易产生简单化绝对化之弊。对南北文学差异要用历史发展眼光去考察。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浅论叙述学中的叙述视角和叙述体

围绕小说叙述视角、叙述体和它们之间的切换等展开论述。指出:许多被视为“叙述不可靠”的作品,由于读者视角的参与而弥合了其“不可靠性”;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时,不一定要让叙述者扮演一个诗性化的全能的角色,也可以把叙述角度严格地限制在“我”之所见所闻。这样做往往会给读者留出更多的想象与思考的空间。     

试论《青春之歌》中"小资"成长叙事的策略

《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和改造成为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实现的,具体而言,引路者的“布道”和成长者的“洗礼”仪式展现了具有宗教修辞色彩的成长的“催发”策略;革命理想配置爱情选择是成长叙事中革命理想占领私人空间的“合一”策略;两次修改版本和规范文本是成长叙事的“回补”策略。这种成长叙事直接指向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主题。     

“贞操”之美:二三十年代“废名精神”论

废名小说《桥》中有一种“直观典故”的人物语言现象,即人物援引典故对典故原意全然无知,凭字面驰骋感觉和想象,这些典故原意无不与深情、哀伤有关,人物的无知美丽想象与原典的深情、哀伤构成情感反差的互文性.这种语言可称之为“贞操”的语言.废名小说还有一类“贞操”的女儿,她们天真“无情”,与此相契,小说主旨是通向“性真情空”的心灵境界.“废名精神”缘于作家在二三十年代对苦闷人生的审美超脱.“废名精神”以新文学书写中国文人谈心论性的传统,从知识分子切肤的个人关怀出发上升至对人性和生命的终极追思,为新文学注入了形而上品格和超越性情怀;“废名精神”展示的文章之美和言近旨远的趣味,经京派理论家的文学批评,促进了京派美学的建构.     

民族政治和文体选择 ——论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的转变

文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言修辞本身,而应该被理解为结构世界的方式。文章选取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从《斯巴达之魂》到《四日》的转变进行分析,呈现不同战争“风景”背后的文体差异,分析其与鲁迅民族政治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回答辛亥革命发生之前,鲁迅“弃医从文”前后从“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纯粹的文艺作品”的文体选择转变的问题,该转变标示着鲁迅以文学文体重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开始。     

传统钱财观念与《水浒传》的叙事形态

《水浒传》的经典叙述中,传统钱财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财散民聚”等传统观念,小说通过“食欲”、“财欲”等物欲叙述,来推动各路绿林好汉“聚叉”的故事进程,形成由分而合的整体结构;在“钱财生祸”等观念的影响下,小说叙述了各路英雄由政府官员到落草为寇的角色转换;通过“贪财”与“轻财”等观念,来镜照人性美丑,透射人物心理,再现世情百态。此外,宋江的“及时雨”之名,是因为其“公明”这一字号与财神赵公明有瓜葛,也与民间所谓的“雨钱”信仰有关。     

主体的构建：吴趼人小说中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

吴趼人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围绕“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文化主张而展开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是这一文化主张具有标识性的两个体现者。“怪现状”现象是清末社会的文化写真,小说家通过“固有之道德”这一装置,揭示了儒家文化在清末衰落的事实,构成了“恢复”儒家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文明境界”是对未来国家的文化想象,小说家通过对道...     

制造“想象之场”：网红旅行地的媒介凝视、地方想象和意义生产

媒介旅行已深度嵌入整体生活体验中,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更是大势所趋。以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为例,引入“想象之场”的概念,揭示“电视剧—新媒体—观众/游客”等多元主体如何呈现、想象和形塑大理这一网红旅行地的“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属性。研究发现,依托大理制造的“想象之场”,既是传统与现代相遇的“物理之场”,也是视觉与故事融合的“叙事之场”。它是理想乡村的想象性重建,呈现的是世相百态,折射的是平凡自我;它尝试消解社会的加速结构,疗愈焦虑的心灵,也吸引公众去往远方,在地打卡。在合力制造“想象之场”的循环过程中,公众媒介凝视的是其“实在性”,叙事运输后集体想象的是其“象征性”,两者最终为实现“功能性”服务。“想象之场”通过故事和想象强化大理的“精神乌托邦”意象,其中涌动着抵抗加速社会的力量,重塑青年群体的希望和韧性,更描绘出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的美好蓝图。     

“比”之原始

前人对《诗经》表现手法之一“比”之研究,皆言及“比”与“物”的联系。“比”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方能产生：１．“彼物”与“此物”之间类似点的寻找,２．“彼物”与“此物”之间联系的建立。而这种类似点和联系是在原始巫术观念中确立起来的。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孕生了巫术咒语歌中的类比,成为“比”之手法中“彼物”与“此物”相似点的基础;巫术实践中“联想”的错误运用孕生了巫术咒语歌中的想象,成为“比”之手法中“彼物”与“此物”进行联接的基础     

《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

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为民请命的精神,成为莫言写作《天堂蒜薹之歌》的动力,也使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小说从叙述者、《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和瞎子张扣的唱词三个角度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这三个角度分别代表了精英、官方和民间的立场,同时也构成了三个叙述文本。这三个文本分别属于小说叙述文体、新闻文体和政论文体、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将西方现代派手法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丰富多姿。     

日本悲哀之美内涵的解读

作为日本文坛现代派的代表川端康成,很早就以“继承日本的美学传统”自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描写了日本人对自然的热爱及情趣,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无不常有的悲哀韵致,尤其是在小说《雪国》中展现了日本文学的悲哀之美。     

“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传统上西方人为小说辩护的理由是它“更富于哲学意味” ,中国人的辩护理由是它“有可观之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小说的功能正在补正统文化之缺 ,后一种理由更符合实际。文人大规模地介入小说活动 ,使小说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公共领域。 2 0世纪以后 ,西方出现了将哲学“非中心化”的主张 ;从鲁迅开始 ,中国现代小说摆脱“历史癖” ,强化了批判精神。当代小说仍应发挥传统 ,沟通文人的批判意识和民众智慧 ,采取积极策略     

内在化童心叙事里的多维意蕴--读薛涛的小说《满山打鬼子》

薛涛的小说《满山打鬼子》采用了内在化的童心叙述方式,叙事者营造了一个充满童真童趣的现实与想象相互交融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童声化地再现了“满山”从一个东北小男子汉成长为抗日小英雄的过程,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作者无尽的乡土之爱和对东北人民的阳刚性格以及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的赞美。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小说还表现出了超越历史界限的人道主义情怀。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纪昀“著书者之笔”说考论

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时提出的“著书者之笔”说,是在传统小说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境与乾嘉学风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总结,涉及小说创作的宗旨与目的、体例与方法以及小说作者的素养与识见等诸多方面。“著书者之笔”说的提出,强化了以笔记体为正统的小说观念,凸显了笔记体小说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本质属性;重视“著书者之笔”说,有利于改变当今小说研究总体上重白话体轻文言体、文言体中重传奇体轻笔记体、笔记体中重人物与情节轻知识与思想的格局。此外,纪昀拈出“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将小说文体风格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审美理想、艺术修养、创作个性等因素相结合,开辟了小说文体风格尤其是作家风格研究的新路径,对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     

《智利地震》和乌合之众的平庸之恶

德国作家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的成名作，短篇小说《智利地震》叙述了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伦惨剧：家庭教师罗尼莫·鲁赫拉和自己的学生何塞法小姐自由恋爱，造成后者未婚先孕，最终，男女主角在一场感恩弥撒中双双被暴民乱棍打死。结合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以及美国作家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等的相关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探求小说悲剧发生的根源，认为《智利地震》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本质上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平庸之恶。     

论《青春之歌》的成长叙事策略与红色青春想像

《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青春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历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实现的:成长者的“接受”仪式和“洗礼”典礼展现了具有宗教修辞色彩的成长的“催生”策略;革命理想配置爱情选择是成长叙事中革命理想占领私人空间的“合一”机制;两次修改版本和规范文本是成长范式的“回补”手段。这种成长叙事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想像与喻证。     

“东西为用，南北一体”——中国沃洲地理与“天下”观念起源

人类农业文明从亚欧大陆大致相同的北纬中纬度东西轴线上的沃洲地带率先发生,这是揭示“天下”观念起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科学方法论前提。最早洞悉并掌握了四时节气和四方季风之农时规律的中国沃洲,也就成了最早的“则天”之地（神州）,当“则天”之地的农业文明密码快速传播至东西方向上的其他众多沃洲聚落时,“天下”观念就发生了——“天下”就是“则天”之地即农业沃洲（oasis）及其普遍连接（oases）,是内在于沃洲文明的人类通感和“民心”所向。连接并沟通亚欧大陆东西方的中国沃洲,不仅提供了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法天地,顺四时”的农业地理机会,而且也是揭开丝绸之路起源之谜的一把钥匙。中国沃洲具有连珠成带、东西互市、南北相济、海陆通约、时空叠加等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特征,从天学、法学和农学等多科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情境化阐释,可以更为真切地感悟到“东西为用,南北一体”即是“天下”观念的时空结构（体用结构）。找回历史中国“天下”观念和天下秩序源起的地理机会与本真内涵,对于我们揭示所谓西式天下观的谬误及完整准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底蕴和价值内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