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互联网发展提升上海城市能级与智慧城市研究

上海应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能级、建设世界级全球城市为目标导向,打造 “智能发达、创新活跃、生态宜居、和谐包容”的智慧城市:实施“网络空间强国战略”,持续提升形成全球网络与信息枢纽;深化“四个中心”建设,提升上海全球资源战略配置能力;布局“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提升上海科技创新全球影响力与领导力;加速“互联网+”的融合与重构,激发上海产业与市场活力;加强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规划、治理、服务能级;凝练城市文化,抢占“中国文化”输出战略高地;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全球门户.     

山水城市"城市双修"的规划框架与实践 ——以天津市蓟州区老城更新规划为例

针对山水城市在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分析其"城市双修"的目标、 内容和方法.以天津市蓟州区老城更新规划为例,明确了重塑"山—水—城"生态景观格局与优化城市功能布局的规划策略,提出了挖掘存量用地资源、 创新城市治理手段的路径.     

城市公园对城市休闲生活的贡献:以世界著名公园为例

城市公园是城市休闲生活得以开展的重要载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城市公园等开敞空间的需求逐步增加.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城市公园在城市休闲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探讨优化的可能途径.笔者梳理了城市公园的概念、内涵和研究进展,并以两个著名公园为例分析了城市公园对城市生活的贡献,主要包括生态、社会、政治、文化和社交等方面.我国的城市公园体系正在形成,围绕城市公园的社会文化影响仍需进一步发挥.     

城市景观设计与城市生态平衡关系研究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纲领和管理城市的依据。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现代城市规划更加注重城市生态的内涵,包括生态城市规划、生态城市设计和生态城市建设。生态城市设计是以真实地实现城市生态化目标,较好地体现不同城市拥有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文化、城市形象和城市风格为基本出发点和归结点。城市景观设计与城市产业设计、城市住区设计一起,构成生态城市设计的三大基本设计方面。本文主要是从城市景观设计方面来探究与城市生态平衡的关系,发挥和提升城市景观设计在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生态城市中的功能性作用。     

基于生活空间质量的城市新区设计策略与实践——以亳州新区城市设计为例

在生活空间质量导向下城市新区建设作为城市空间扩张的一种新形式,在客观上需要更大的城市空间载体和更高规格的顶层设计,才能合理解决城市人口居住,引导城市转型,拉动区域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等,因而在城市生活空间质量导向下有为地推进城市新区城市设计建设,对缓解城市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亳州新区为案例,在全面认知和解读的基础上,提出战略定位和结构布局,最后从实际操作层面,提出形象与设计,以提升亳州城市生活质量和空间品质,引导该新区健康可持续发展。     

天津推进绿色生活分析与展望

基于生活能源消耗、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废水治理、绿色居住、绿色出行和绿色生活环境建设,对天津推进绿色生活进行研究。天津城市生活垃圾产出呈增长态势,节水、建筑节能降耗和绿色出行等需求更为迫切,应健全生活用能管理制度,强化社会公共场所能耗目标管理,健全生活闲置品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加速生活中水回用系统和海绵城市建设,推动既有公共建筑、老旧小区建筑节能改造,提升农村居民建筑能效,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统筹城市绿色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益性生态环境建设与经营性生态服务供给协调发展。     

上海提升全球城市品牌形象与增强城市吸引力研究

上海在建设全球城市过程中,需向世人呈现一个多元化和立体化的国际形象.为此,应建立强力而高效的城市形象推广机构,协同开展城市营销;加强城市国际交流能力建设;遴选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深度挖掘核心吸引力,激发城市创意活力;推进多元文化建设,提升社区精神品级与融合能力;吸引国际机构落户上海,聚合高端要素;拓展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城市亲和力和感受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力度,创造绿色健康宜居城市.     

我国生态城市实践的若干思考与探索

以协调人与自然为中心的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和重大研究课题。笔者通过生态城市--城市和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城市实践困惑与破解思考、生态城市专题研究探索的案例分析及生态城市建设的统筹与优化等论述,思考与探索破解生态城市实践困惑的方法与路径,提出创新生态城市相关规划及建设重点项目的整合、协同与融合,以及完善跨城市区域范围的相关合作机制,促进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实施过程优化,以形成新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统领下一盘棋的生态城市建设局面。     

天津市环城四区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体系的探讨

随着北方经济中心城市定位的确立,天津市委、市政府结合天津市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了城市建设和改造的步伐．使城市整体布局趋于完善．功能得到大幅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基于区域合作的长三角城市创新体系

长三角城市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就必须在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的前提下不断强化合作协同机制,持续完善基于区域合作的城市创新体系,从而有效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有力提升城市产业层次和发展潜力。要充分考虑城市创新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区域科技资源布局的"根植性"、技术能力的非流动性、技术溢出的"空间局限性"等条件,通过强化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途径,优化整合本地创新体系内外创新要素,针对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务组织和政府机构等不同的创新主体,不断完善和更新配套政策举措和实施办法,促进基于区域合作的城市创新体系日臻成熟。     

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可定义为: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城乡统筹为原则、以科学发展来统领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规划建设,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上海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必须以人为本,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进城市发展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由关注速度向提升质量转变,突出有效增长和品质提升,不断增强城市集聚、辐射、服务功能,不断优化国际化大都市空间布局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纽约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对北京的启示

纽约城市转型表现为由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高端知识型服务业和绿色发展的城市演变轨迹,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重视创新驱动、高端服务业集群、人才教育培养、城市功能融合、城市绿化建设等。借鉴纽约城市转型经验,北京应加强城市功能的均衡化疏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产业多中心集聚和分散布局,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休闲等服务业,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加快绿色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和城市绿化建设,促进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     

以社会公共设施为导向促进新城发展——基于上海市松江新城建设的调查

发展新城是上海解决城市问题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却并不成功。通过对中心城以及松江新城的调研发现,新城发展忽视了高质量社会公共设施缺失的问题,从而导致新城对中心城依赖性大,独立性差。因此,理想新城的建设必须重视公共服务设施导向的开发,同时结合快速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才能最终真正实现新城优化城市布局和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目的。     

全面推进上海“城中村”改造土地政策研究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的一种特有现象,已逐渐演化为影响城市品质和居住品质的巨大障碍,同时制约着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在上海市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日益膨胀、中心城区土地资源供应越来越少的背景下,“城中村”所贮存土地的战略重要性越加明显。上海可通过健全现有土地储备制度、完善土地出让办法、完善安置补偿政策、加大规划政策支持力度等举措,全面推进“城中村”改造。     

青年新移民定居行为的城市个案研究——基于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住宅区青年新移民访谈

城市青年新移民指的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当中产生的从农村户籍变为城市户籍的群体,以及户籍虽未变动,但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时间较长,已定居或有强烈定居倾向的青年群体。作为青年新移民城市融合问题的一个具体切入点,从居住的角度,基于“定居是青年新移民城市融合必要步骤”的假设,以中部省会城市舍肥为研究个案,通过访谈式调查,归纳城市青年新移民的定居类型,并就城市青年新移民当前居住状态、定居意愿、定居策略与过程、定居影响因素等调研内容作出初步研究结论。     

进一步完善来沪人员服务和管理,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上海解决“新二元结构”的途径、前景及举措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特大型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同时要坚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暂时不具备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工,要改善公共服务,加强权益保护。上海作为外来人口规模庞大的特大型城市,必须高度重视解决＂新二元结构＂,既要积极改善来沪人员的公共服务,促进符合条件的来沪人员不断融入上海,又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防止＂城市病＂。     

上海城市发展的内生基因研究

城市基因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特质与未来发展潜力,在制定城市战略、城市规划及相应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必须顺应城市基因的特质,才能在推动城市发展过程中塑造与众不同的城市品牌.同时,城市战略的制定、实施与调整,也反过来不断优化城市的基因.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城市,一个沿江靠海的港口城市,一个全球性的移民城市,一个世界级的商业城市,是新中国的工业重镇,也是迄今最为现代化的城市.正因如此,所以才形成了上海人、上海城市与众不同的特点,如全球交汇、多元融合、创新争先、理性明达.     

Borrowing from the Rural to Help the Urban: Organic Farming Exempla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 alternative food movement in China called exemplary agriculture. A key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vement is its recuperation of legacies of state socialism including exemplary morality (leadership by example and the emulation of role models) and the pervasive urban/rural dichotomy (a dichotomy that privileges the urban over the rural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Adopting practices derived from rural culture and putting a positive spin on them, movement protagonists promote alternative urban lifestyles they believe will improve the experience of city living and the malice of modernity. Drawing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cross organic farms and farmers’ marke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me of the tensions revealed when these legacies of socialism interact with processes of globalisation such as consumer culture. It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ctiv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 and how new economic classes are attempting to reconfigure the cultural and moral landscape of the city.     

Super-diversity and the art of living in ethnically concentrated urban area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local diversity is being experienced by Somali immigrants who have previously lived in the Netherlands and are now residing in London. It explores th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living in homogenous urban areas within a super-diverse city and focuses on three situations: (1) when homogeneity is functional and leads to living in parallel worlds; (2) when homogeneity creates social reproduction, even when located in a super-diverse city; and (3) when people manage to oscillate between both worlds – i.e. between homogenous urban areas and the potential offered by a super-diverse cit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migrants trace different pathways in the context of super-diversity. They have the ability to operate at different scales – the locale and the cosmopolitan super-diverse metropolis. However, the most vulnerable people have more difficulty in accessing and benefiting directly from the potential offered by super-d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