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诗论三题

一、诗歌的源泉和特征明代诗歌的成就不高,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阻碍明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却是明人自己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识。明初,脱离生活和现实,为统治者点缀升平的“台阁体”诗文,统治了文坛几十年。其后的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本以挽救“台阁体”所造成的危机为已任,但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新主张,只是打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期,在文学形式上刻意模仿古人,其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明代诗歌的危机。公安派和竞陵派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的种种清规戒律,提倡抒写“性灵”,对诗歌的情感特征虽有所认识,但也不重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明代诗歌这种脱离生活的“性灵”或“格调”,以及上述种种弊端,严重地阻碍明诗的发展,造成了一个连明人自己也承认的明诗成就不高的事实。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明代前期词学观探析

明代前期,由于文化政策的影响,明人的词学观念呈现出与中后期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它上承宋元词论传统,强调词体的比兴寄托与教化意义,赋予词体厚重的诗教色彩;另一方面,明中后期词坛上争论的有些词学命题在此期已经被提出.对明代前期词学观念进行深入的探析,可以促进对明代中后期词学理论的研究,进而理清明代词学的发展走向.     

荻生徂徕《绝句解》与日本明诗评点之兴

探讨日本文人的明诗评点，并非是在日本汉文献中寻访残缺的明代遗梦，而是从东亚视角重建对明诗理解的一种尝试。明亡后，清初文人对明中叶以来的诗歌整体偏于否定，持论有失公允；而日本文人的明诗评点作为从周边看中国的“第三只眼”的观察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日本文人对明诗的评点勃兴于江户时代中期，这是由明入唐的学诗路线使然，也与他们批判宋文化的思想转向以及接续中华文化正统气脉的意图相关联。探析日本明诗评点之兴，荻生徂徕的《绝句解》是无法绕过的荦荦大者，他专注于评点明七子派诗歌，尤以评点李攀龙存世的全部七言绝句及近九成五言绝句而具开创性意义。《绝句解》评点明诗具有言简情深、体味深远的特点，既揭示明七子派诗歌与唐诗在意境、诗意、句法等方面的契合处，为日本文人由明诗上窥唐诗妙处提供范本；又揭示明诗与六朝诗歌的因缘关系，为探讨明七子派诗风的复杂面貌提供指引。《绝句解》从日本视角重新建构明诗典型，对明诗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自成一说的看法，其间开显的新意作为话语回馈，有助于我们从东亚视野重估明诗。     

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涵泳王杨卢骆的诗

号称“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 ,以无与伦比的才调、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 ,创作各类体裁的诗歌。七言歌行长篇须让卢、骆 ;子安 (王勃 )稍近乐府 ;他们的五言遂为律家正始。诚如明代学者胡应麟、许学夷所评 :王、杨、卢、骆以词胜 ,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他们的作品较全面地代表了初唐诗歌的创作成就     

从元和体到宋体--许学夷论元和体及其与宋诗的关系

文章主要探讨了许学夷有关唐代元和体和宋诗的关系,兼及明代复古派有关宋诗的看法。认为许学夷指出元和体是唐诗发展的一次大变化的论断是准确的;指出元和诗人对宋诗体制与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明代复古派对宋诗的看法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早期的复古派对宋诗多持否定态度,而成、弘以后,对宋诗有较为通融合理认识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而许学夷正是其中最为杰出者。     

王船山论明诗评议

王船山批评明诗的思想原则和艺术标准及其对明代诗歌流派、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虽然不可避免地夹带着局中人的情绪,却总结和印证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创作的原则.检讨王船山明诗批评的成果,对于今天研究明诗,建立科学的明诗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

明后期诗论中关于七言律的取向之争,反映了盛唐派对七律发展中正与变的不同认识。被视为"正宗"的盛唐七律平和优雅、高华壮丽,这种格调的形成与七律和乐府歌行的同源性以及早期主要用于应制体的历史影响有关。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其深层原因在于杜甫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他不但在继承初盛唐七律传统表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其题材、结构及表意抒情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在后期七律中利用七言可以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的独立性和跳跃性,以及句脉转折的自由度;同时在意象的提炼组合以及与声调的配合方面深入到心理感觉的表现。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从多种角度发掘了七律体式对各类题材的适应性,大大拓展了七律的抒情和议论功能,使七律在体调和表现上进一步与七言古体区别开来,并以其能"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以后应用最广的诗歌体裁。     

许学夷生平与《诗源辩体》的刊刻及影响

许学夷是晚明江南最有影响的诗论家之一。他不为官、不从商,潜心诗学,倾其一生之力创作完成了《诗源辩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许学夷一生居于民间,既不依附权贵,也不攀附学术权威,显示出“负气而多傲”的性格特征与独立精神;《诗源辩体》两个版本刊刻的艰难过程,正是因他的“草根”身份与不依附权贵的品性所致。虽然《诗源辩体》在清代影响有限,但并不能掩盖它的学术价值以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竟陵体

竟陵体一称最早出现于明万历末年,竟陵体虽孕育于晚明的公安派诗风,但它更是竟陵派诗人感受时代风会,追求诗歌创新的一种产物。竟陵体以“隐秀”为旨归,以“孤清”为诗趣,具有灵朴苍寒、不避险怪、用字细幽等风格特征,仅以“深幽孤峭”来概括它的特征,尚是不全面的。在明诗的历史演进中,竟陵体与公安体的形成俱是晚明诗歌革新运动的体现,对明诗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明山东文坛宗尚

万历后的晚明诗坛上,山东作家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其总体取向是导源历下诗风,倡导浑厚雅正。万历前期,以公鼐、冯琦、于慎行、邢侗等人为代表,反对模古剿袭,弘扬“齐风”,倡言革新;万历后期,王象春、公、李若讷等人主张重开诗界,抒写忧时愤世之情。崇祯间,赵士、宋玟、丁耀亢、赵进美、姜垓等人在齐鲁与复社遥相呼应,主张诗风宏大雅重,祈冀以文学起衰振敝。     

略析胡应麟对严羽、高棅诗学观念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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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启对李白的接受

高启作为＂明代第一诗人＂,以博学工诗的聪明才智与兼学众家的创作追求,卓立于元明易代之际。其诗一改元末诗坛绮靡缛丽之诗风,展现出超凡脱俗之意趣。高启的个性与李白颇为相似,其诗风亦相类。高启不仅接受了李白的人格,更是通过创作实践来接受李白的诗歌。     

从酬赠诗看高适对陈子昂的继承与超越

陈子昂和高适分别是初唐和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陈子昂的诗论和创作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从酬赠诗创作来看,高适在诗歌的创作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以及诗歌的整体风格上对陈子昂有所继承,同时,在人生态度上、在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以及诗歌的艺术成就上都实现了对陈子昂的超越.     

论许浑诗歌“气”的艺术内涵与表现

晚唐诗人许浑其诗被不少诗家指为“气格卑弱”、“气未深厚”，此论实为不当。许浑诗歌无处不充满“气”，包含作者的人格情志之“气”、声律的抑扬顿挫之“气”、结构的整密严谨之“气”、辞句的工整精切之“气”。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明代诗文的功利化趋势——嘉靖、隆庆文人何良俊诗文解读

在唐宋诗文成就的重大压力下,明代文人虽努力使诗文创作恢复唐宋盛世面貌,然诗文仍无情的受到清代文人的讥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明代诗文功用的转变原因不可忽视。奉和、雅集、题画之诗充斥明人诗文集,不幸的是此类诗歌仅仅成为日常雅致生活的点缀及交往的媒介;文章之中的代笔、请托之作更是比比皆是,文人往往借此显己扬名、赚取润笔,所以文章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年间的松江文人何良俊即为其中的典型。     

试论徐祯卿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

徐祯卿是明中期吴中文学的代表人物,与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并称"吴中四才子",同时又是明中叶影响深远的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成员之一。徐祯卿是明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吸取了吴中文学和复古派的长处,并能去其短处。当复古运动出现严重偏差时,他的诗歌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诗歌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