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义理辨析

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是体现儒家孝道思想的经典文献,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其蕴含的义理一直被各朝君王奉为治世的圭臬,"孝"也逐渐成为规制百姓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作为统摄全书的<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其所蕴含的义理有三个方面:一是先王的"至德要道"是"孝",二是"孝为道德之根本",三是"孝"有三个级次的目标结构.通过剖析<孝经>的深层义理,辩证地研读<孝经>,对儒家"孝"道进行现代诠释,可以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孝"的伦理道德提供一定的思想借鉴.     

《孝经》内蕴图解

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是儒家论述孝道的一部扛鼎之作,其伦理思想一直是封建各朝君王治世圭臬,也是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运用框架图来展现<孝经>的内蕴可以清晰明了十八章层层相扣的逻辑体系.作为统摄全书的<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直接阐述了<孝经>内容的三个方面:一、先王的"至德要道"是"孝";二、"孝为道德之根本";三、"孝"的目标.<孝经>其余十七章则是围绕这三个核心内容展开了深入论述.     

《孝经》伦理道德蕴涵的现代阐释

<孝经>是儒家阐发孝道的一部专著,也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之一."孝"作为必然的人伦关系,是从上下辈血亲关系中引出的一切人都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孝经>之"孝"已经不是纯粹的"养亲敬亲"情感了,而是从"亲亲"的家庭伦理出发,将人与人的关爱之情、责任之心,推而至于整个社会和国家,将其属于父子之亲、母子之情的伦常关系,与上下等级、友朋交谊、君臣之道、夫妇关系等结合起来,从而端正人心,纯化情感,改善关系,迭到和谐.<孝经>蕴涵了其深厚的伦理道德底蕴,它包括:"孝之始"的人伦道德,"孝,德之本","孝"与"忠"的不可分割,"孝"与"义"的紧密结合,"广敬博爱"的道德准则.     

躬行孝道:继承和弘扬孝文化的当代意义——重读?孝经?的伦理思考

《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儒家经典.重读《孝经》需要把握孝道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本义,进一步明确继承和弘扬孝文化的时代意义,更要增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继承和弘扬孝文化的主体责任.     

孔壁出书综考

孔壁出书一事在中国学术史上意义重大,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考证分析,可知此事属实,决非古文经学派的伪造.孔壁古书当由孔鲋所藏,面世于汉景帝末年,包括<古文尚书><礼古经><论语>和<孝经>.     

孝: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义务——基于《孝经》的分析

孝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家庭生活看,子女孝顺父母是基本道德要求;从政治生活看,通过“移孝为忠”来论证臣民的政治义务是有中国特色的孝治理论.周朝在从家发展为国的社会结构支撑下,以孝治国具有源于人情的自然正当性.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丰富了孝的内涵,但此时儒家对孝的强调更侧重于观念.汉朝以孝治天下、推崇《孝经》,形成从重视孝观念向重视孝行为的转变.在“从上往下”看的视角中,《孝经》对“差序义务”的强调,使得统治者的责任对上不对下,但是在分封制废除、郡县制确立的背景下,“天子”与“士”直接相连,基于自然情感的孝被抽空了自然正当性.这一方面促使在上者以“恩惠”赐予在下者利益,另一方面促使在下者在“孝”的情感中由对人的“敬”转变为对位的“尊”,这就为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埋下了伏笔,同时,此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思维模式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影响.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石田梅岩及其伦理思想

日本石门心学的始祖、商人伦理学家石田梅岩(1685-1744,以下简称梅岩),通称勘平,丹波桑田郡东悬村(今京都府龟冈市)人.从小在商家工作,一心探求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1729年45岁时,迁居京都开始讲学,教材虽以四书、<孝经>、<小学>、<近思录>、性理字义等儒家经典为主,但也讲授<庄子>、<徒然草>等著作.讲义不限于解释字义,强调个人对此身体力行的自得,培养学生认知本性的资质.     

论当今中国孝道文化

"百善孝为先".孝,是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当今社会上孝道淡化令人心忧,长此以往,必然会给社会的安定与繁荣造成影响,并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重新解读与定义"孝道",在社会中普及教育、重新树‘立"百行孝为本"的思想观念,才能促进中国家庭的和睦性、社会的秩序性、民族的聚合力.     

"差序格局"与《边城》悲剧的产生

<边城>悲剧的产生除了命运、性格等因素之外,其所赖以生长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序格局是另一个重要的、为人所忽视的原因.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边城>中人际关系的复杂多变,隐藏了嫉妒甚至仇恨等不良情绪,从而导致悲剧的出现.从死亡事件和婚姻事件来阐释这种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作品的悲剧肇因.     

传统“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孝文化”享有极高的地位,所谓“孝为百行之本,百善之先”,“孝文化”的经典著作——《孝经》甚至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于不孝”。在封建社会,“孝行”一度无限扩大,不仅包括子女对父母所做的一切,而且还涵盖了子女的全部行为,要求“光宗耀祖”,于是,“孝”成了子女们的沉重心理包袱,窒息了子女们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的健康发展。 今天,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种“‘无违’即孝”,“父为子纲”,“子不言父之过”,“子为父隐”,“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等“孝道”,无疑是与当代社会进步潮流相背离的。     

《关雎》所描写的地理位置初探

从<诗经>诞生之日起,关于<关雎>的研究著作或论文众多,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先秦、两汉时期的研究成果被全盘否定了.应该学习谢里曼对待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并借助相关的历史文献或考古遗迹来予以论证.研究<关雎>所描写的地理位置重点在于"回归":回归到<诗经>的作品中--以"诗"解"诗"探究出<关雎>的创作地点在黄河岸边;回归到<诗经>作品的时代--以"史"证"诗"将<关雎>所描写的地理位置定位在现在的陕西省洽川县.     

盛世君王的"成功"颂歌——从所颂对象考论《诗经》三《颂》的主旨

<诗经>三<颂>的主旨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今"而非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并以之告神.<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作于殷商后期,亦以颂时王之成功以告神为主旨.<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从所颂对象的性质是神灵还是时王这方面考查,<诗经>三<颂>的主旨是相同的.这一结论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它揭示了<颂>诗的本相,揭示了<颂>诗的创作特征和规律,澄清了前人关于<颂>诗的误解,亦有助于确定争论已久的部分诗篇的作时.     

论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分期与演化特征

从现存资料看,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活动主要为1896至1928年间.其间以1918年欧游为界,可分为1896至1917年的萌芽期与1918至1928年的成型期.前期以<变法通议·论幼学>为起点,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惟心>奠定了审美、人生、艺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的基石,并通过"力"与"移人"的范畴突出了艺术审美的功能问题.后期以<欧游心影录>为起点,借<"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一批论著,论释了"趣味"这一极富特色的核心范畴,并通过"趣味"将美的人生价值层面与艺术的情感实践层面相联结,延续、丰富、深化了前期的美学思想.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后期发展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化特征,凸现了其人生论美学的基本学术立场和由社会政治理性观向文化人文价值观迈进的基本轨迹走向.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春秋》家与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

考察<史记>汉魏时期之流传状况,有一个非常显著但却向为论者所忽略的特点,即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与<春秋>家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与<史记>流传密切相关的人物中,其事迹稍可推详者,如杨恽、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陈元、段肃、冯衍、班彪、班固、杨终、延笃、颍容、谯周等则多具<春秋>学渊源,而且不少人本来就是以<春秋>名家.<汉书·艺文志>将司马迁<史记>列入"六艺略"的<春秋>家,是深切其实的.<史记>是西汉中期方兴未艾的<春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春秋>家之"一家之言"     

秦国——秦朝统治中的礼治因素

秦国的礼渊源于周礼.商鞅变法主张"法治",但他也认为,"礼者,所以便事也",因此并不完全排斥礼;<吕氏春秋>作为杂家的作品,在谈"孝"、"义"之中,渗透着礼的精神;在秦始皇的巡行刻石中,多处可见儒家礼治的特点;<秦会要>则单列礼部,对泰国礼给予了全面的总结.由于秦在战国末期横扫六国,实现一统,所以人们通常总是研究秦军事的强大,认为秦文化就是军事文化,与"礼"无缘.而事实上,泰在重视军事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礼制",这种"礼"是符合秦社会发展及政治需要的.     

清代科举与《文选》接受

清代科举在以经义为中心的总体框架下为诗赋考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为<文选>在清代的接受提供了新的驱动力量.康熙十八年以诗赋为考试内容的博学鸿词科产生了巨大的"右文"效应,在这个历史机遇中.<文选>重新为举业群体所重视;到康熙中期,已经出现了"天下向风"、"家弦户诵"的火暴局面.乾隆二十二年开始的在各级考试中加试试帖诗的改革标志着文学考试的内容由制科走进常科;在此推动下,<文选>成为试帖诗考试的题库和人所争趋的举业宝典,<文选>的接受由此进入极盛期,历嘉庆而不衰.<文选>在清代刊刻和流行的基本情况印证了这一点.     

论唐代《昭明文选》影响之二途

<昭明文选>在唐代的影响,有学术影响与文学影响二途.前者以"<文选>学"为代表,以少数学者为主体;后者以诗赋辞章为代表,以唐代广大士子和文人为主体.初唐时代,两种影响并行不悖,以学术影响为盛.高宗朝至玄宗朝,随着文风日盛与科举选才偏重诗赋的转变,以及"<文选>学"学者的凋零,<文选>的学术影响逐渐衰落,而终唐之世,其文学影响却日益扩大,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士子,有着无以伦比的影响力.     

“浑厚”之境——论上博简《诗论》对《诗·小明》的评析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最后三字作"<小明>不",专家多疑其后有阙.然而简文"不"字后有近两字的空白,证明此简在"不"字之后不大可能有和"不"字系连的文字.这几个字的释读在<诗论>的相关研究中,多呈空白状态.其实,这里是一字为释,用一个字,直指<小明>篇的主旨.简文这里的"不"字当依古音通假之例,读若负担、负责之"负"字.<小明>篇学者多从汉儒之说定为大夫"悔仕"之作,如今得上博简<诗论>的启示,可知并非如此.<小明>一诗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忧国忧民,与友人相善的正直的、有较高德操的王朝大夫.<北山>、<四月>两诗主旨在于泄私愤而不顾国家安危需求.就诗作者的道德品格而论,<北山>、<四月>两诗与<小明>篇的差距显而易见.清儒姚际恒谓<小明>辞意"浑厚",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