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意义是指求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利禄,而是在于成己成物,即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有其深厚的心性基础,即孔子的“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这种本善之“心性”成为儒家“为己之学”的“源”与“本”,正是此“本”使得儒家的“为己之学”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它对社会、对自然的无限大用。     

论人性假设对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

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出现过各种人性假设，如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等，这些人性假设，曾为推动我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提供过很大帮助。无独有偶，在现代管理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一些管理学家根据不同管理理论的立论，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性假设，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自我实现的人”以及“Ｘ理论”、“Ｙ理论”等。“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收益，其相应理论就是提高单位产量和支付高工资；“社会人”的假设认为人除了追求获…     

试论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的冲突

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虽然有相协调的方面,但是,至少在“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建立基础、贤人政治与法治政治的治国方式、圣人规则与常人规则的社会规则、内心操作与行为操作的操作过程、等级制度与平等制度的主体地位、家族归贡与个人归责的归责原则、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规范内容、家族基点与个体基点的规范目的共八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而各冲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归根结蒂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人格依附与人格独立的冲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必须彻底清除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相冲突的方面。从而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的文化保障。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 "乡愿"

本文立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视角对儒家伦理"圣法心传"和"诛心之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儒家虽然强烈反对"乡愿",但其"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实用主义基本立场使它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和体制性的乡愿,康德则把伪善认定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但认为在历史中恶能为善开辟道路,并通过将道德的根基建立于不可知因而也不可限定的自由意志之上而提供了对治儒家乡愿的一副解毒剂.     

"学衡派"的人性善恶论——以吴宓、缪凤林为例

吴宓、缪凤林是"学衡派"中谈论人性较多的学者.他们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他们的人性论有重要的西学背景,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复归,表现出"学衡派"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派别的一些基本特征.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     

儒家与基督教创造力观念之比较

要虔诚且充分地比较儒家和基督教的创造力观念,必先有一些合适的可比范畴。大致说来,为了解儒家和基督教之创造力观念如何不同,需要知道什么是创造力,二者相似或相异又在何处。因此首要之务即在可比的情形下提出一个稍嫌简略的创造力理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亚,创造力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一与多和变化之本性这两个哲学问题来揭示其复杂性。     

恶的政治之维——陆九渊恶论发微

善与恶是伦理学中的永恒主题。善使政治成为可能,而恶使政治成为必要。恶与政治具有天然的纽带关系,思想家们对于恶的认识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于政治的认识。陆九渊认为,善是先验的,而恶是后起的、派生的,是背叛、偏离了善的结果。政治的存在源于恶的存在,政治活动应当实现遏恶扬善的价值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就必须诉诸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国传统儒家对于圣人除恶尽净的信心和圣王执政的信念,使得中国传统政治观始终无法摆脱人治与德治的色彩。     

权力的善恶之辩——西方权力德性思想之镜像演进

权力的善恶问题很早便为思想家们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仅侧重在儒家政德"善"的演绎上,而在以"法治主义"为文化基因的西方,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权力仅有"恶",并"以恶制恶"。事实上,西方思想家有关权力善恶问题形成四个流派,即以权力理想主义为代表的权力之"善"说,权力契约主义为代表的"必要恶"说,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绝对恶"说和行为主义"纯科学"为代表的"价值中立"说。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与需要出发,系统阐释了权力的善恶问题,从而构建了一道独具风格的权力德性思想的镜像。     

周初"善"、"恶"观念考

善恶是道德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中国传统的关于“善”、“恶”的观念在殷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当中还缺乏一个现实的理性基础,其形成应始于殷末周初。在西周初年,虽然善、恶作为一对范畴,甚至是作为描述价值取向的单个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善”和“恶”的观念已经开始应用于政治生活、祭祀活动、农业生产和人格评价等方面了,构成了当时社会价值评判的内在标准。     

法治国转型下的法律体系化建设

树立良法之治是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通过在立法目标、权力结构、共识机制和知识积累等方面探究当前法律规范缺乏体系化的原因,归结其实质为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偏异和学术研究中的技术偏异,由此导致法律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缺失,不利于法治国的转型.以此为基础,提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需要朝着面向社会整合、面向司法和面向问题这三个向度展开.     

论日本刑法中的占有

占有是日本刑法夺取型财物罪中的基础概念,日本刑法中的占有要素包括事实性支配和占有意思两个方面,但客观要素在占有的认定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有的认定受社会一般观念的影响。在占有的归属方面,日本刑法学说和判例主要涉及到上下主从关系人之间的占有、共同占有、被封口委托的包装物的占有,以及死者的占有。刑法中的占有与民法中的占有无论在性质还是占有结构上都存在差别,这主要是由于刑法的目的功能和法律特性不同于民法。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于宪法学的视角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和高全喜研究员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研究课题,继2007年4月在北京召开"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术讨论会(部分笔谈内容已经发表于《学海》杂志2007年第4期)之后,近期又召开了第二次学术座谈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会学者分别就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法治国家的标准、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宪政与法治的关系、宪法解释与宪法司法化,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课题组认为,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如何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法治国家的十条标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和高全喜研究员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研究课题,继2007年4月在北京召开"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术讨论会(部分笔谈内容已经发表于《学海》杂志2007年第4期)之后,近期又召开了第二次学术座谈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会学者分别就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法治国家的标准、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宪政与法治的关系、宪法解释与宪法司法化,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课题组认为,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如何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党政合署体制下的行政法发展

党政机构合署是目前我国机构改革的最新方向,也是目前整合完善政府工作部门职能,优化部门的组织构架和设计,明确部门职能权限新的方式。但是在十九大报告提出党政机构合署办公以来,我国党政合署的探索道路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党政合署办公的机构改革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当前关于党政合署改革的讨论在学术界的研究还相对匮乏,在法学领域甚至是行政法领域的研究更为稀少。因此,处理好机构改革与法律完善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法律的完善为机构改革保驾护航,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用法律来保障改革成果。以行政法的眼光来正确对待党政合署机构改革的问题,协调处理机构之间的关系。     

日本宪法上的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

对日本信息公开法上的知情权的宪法依据,日本法学界认识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第21条规定的“表现的自由”等条款,为知情权的宪法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中“国民主权”的表述是知情权的依据。信息公开法未使用“知情权”概念,而强调“国民主权”和政府的“说明责任”。国民主权与知情权属不同层次的概念,在法律条文中同时出现并不矛盾。为保护和发展公民权利,“知情权”应当在信息公开法中得到确认。     

日本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制度——历史演进与最新发展

传统上,日本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局限于损害赔偿诉讼,同时由于受JFTC审决前置的影响,私人当事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件非常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JFTC对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采取了一些促进措施以及法律的改良,日本反垄断损害赔偿案件开始增多,并且胜诉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提起禁令诉讼由JFTC独占行使。2000年5月修订的《反垄断法》在第24条中规定了禁令救济制度。该法修订以后,日本私人当事人提起反垄断禁令诉讼从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多了一条执行反垄断法的合法渠道。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文化冲突及原因分析

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表现为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法律结构、价值取向、哲学理念等方面的文化碰撞。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深入认知和把握中西法律现象的异同及其深层结构的差异,可以从中找寻建构我国现代法律文化的有益营养,找寻更适合中国民众的法律文化模式。     

紧急行为中的刑、民关系——以日本法为例

日本刑法和民法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紧急行为,但刑法和民法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应当以法秩序的统一性为前提解释刑法与民法有关紧急行为的规定.此外,虽然日本刑法与民法未有自救行为的规定,但自救行为如合乎一定的条件,也可以作为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下的法治意蕴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才能获得真实的内涵和完全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是人民性、法律性、实践性的统一。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执政党建设、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坚持法治价值理念,全面依法治国,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