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社会预控和矫治

危险人格的膨胀与失控,往往是导致青少年恶性犯罪的根本原因。在现代社会,诸如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等社会环境直接影响着人格社会化的健康与否。就社会学的“保护层”理论而言,从全社会的范围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建立起评估体系和强化社会预控机制,对于矫治危险人格和青少年犯罪心理,以预防恶性犯罪发生,乃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及其预防

近些年来,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频发,这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原因。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主体基本上是社会弱势群体,犯罪动机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犯罪手段比较传统,犯罪地点以公共场所为主。社会支持不足是报复社会型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传统的社会控制型刑事政策存在明显缺陷,我们应当在坚持传统刑事政策的基础上确立和推行社会支持型刑事政策,使预防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刑事政策朝着二元化方向发展。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针对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产生原因,我们应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努力消除阶层歧视、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以预防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发生。     

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仇恨犯罪的治理转型

在当前仇恨犯罪频发、犯罪风险高涨及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往源自"压力维稳"的"压力控制"政策愈发不适应犯罪治理的新形势。借助底层视角分析仇恨犯罪,底层抗拒构成了仇恨犯罪频发的深层社会原因;化解底层抗拒的社会支持政策应获得高度重视,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构成了仇恨犯罪治理的新趋势。     

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预防与控制研究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社会工程。针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并进而提出了构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体系的对策,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构建以家庭为基础的青少年成长监护体系;构建以学校为主体的素质教育体系;建立良好的社会防范机制;建立良好的法律防范机制;构建防护矫正体系,防止重新犯罪的产生。     

论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一种犯罪的可能性,包括行为人的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评价的对象是行为人的行为。因此,人身危险性是和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相独立的范畴。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及矫治对策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当今世界十分关注的复杂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吸毒与贩毒、环境污染被世人列为"三大社会公害",青少年犯罪到首位。文章针对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持续增长、违法犯罪类型多样化、恶性程度加剧暴力型犯罪和财产型犯罪突出的现状,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有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矫治对策,并对完善我国已有的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矫治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对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有所帮助。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证分析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未成年人犯罪也呈现出了新情况、新特点.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既有未成年人自身存在的内部原因,更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外部原因.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必须不断完善家庭教育机制、社会预防机制、心理干预机制、媒体自律机制和司法惩教机制,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氛围.     

论校园暴力犯罪的发生与预防

外侵型校园暴力犯罪,一方面遵循着暴力犯罪"压抑—诱发"的发生机制,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压抑与诱发条件上呈现鲜明特征,应根据其犯罪原因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作为犯罪预防三大途径之一,情境预防通过构建预防情境,增加犯罪难度和犯罪成本,在预防该类犯罪方面,较传统司法预防与社会预防更具效率和可操作性。     

犯罪社会动因平衡机制概论

犯罪社会动因平衡机制的研究是将犯罪现象中两个相互作用的部分,即社会受容体与社会作用力进行细致分析,了解犯罪成因的深层社会机理.犯罪的控制在于两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即会诱发犯罪失控.解决当前犯罪控制不力应该从平衡体系着手,纠正受容体与作用力两大系统中不利于体系平衡的因子.当前犯罪控制不力是由于媒体形成的不良舆论氛围、公众容忍心理失衡、警务人员自身不适当行为激起社会抵触情绪等社会受容体与作用力失衡引起.要成功有效的控制犯罪,孤立的或片面的采取某一方面的措施都是不行的,而应该采取全方位的"渗透策略".     

我国黑社会组织犯罪形成的社会原因

黑社会组织犯罪有着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危险性。多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 ,尤其是国际刑警组织打击和防控的重点对象 ,我国黑社会组织犯罪的产生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和条件 ,文章就其社会原因 ,诸如人口、腐败、社会转轨等作了分析     

在宽严和轻重之间寻求平衡——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完善的方向

中国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有其特点,而这种特点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和刑法制度本身是密切联系的。刑法重罪重刑的特点决定了刑法入罪门槛的高度,因此若要讨论降低侵犯著作权犯罪入罪门槛的问题,从罪刑均衡和法律内在和谐一致的角度,就必然要考虑该类犯罪的刑罚轻缓以及其他犯罪门槛相应降低等问题。     

论计算机犯罪概念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深入,计算机犯罪日益严重地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概念,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焦点往往是计算机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一“焦点”只是根据计算机犯罪的表象所进行的归纳、总结,而不是计算机犯罪区别于它罪的本质特征。换言之,众多学者对计算机犯罪概念的界定只是回答了:什么是(或者好像是)计算机犯罪?而没有追问:它为什么是计算机犯罪?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可分为以大脑为载体和以物质为载体两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权利价值和人文精神,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独特的自然观、宇宙观和社会观,因而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和未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我国立法特别是刑事立法的缺失,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匡正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遏制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的蔓延,必须检讨我国有关刑事立法的疏漏,完善我国刑法抗制犯罪的机能。     

中国经济犯罪现状及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犯罪形势十分严重,形成大案要案突出、犯罪类型多样化、作案手段隐蔽化、组织化程度高且与腐败相联等特点,呈现出国际化、作案手段高科技化、黑社会形式的经济犯罪加剧等发展趋势。文章针对我国目前经济犯罪的特点,提出了加强经侦队伍业务培训,提高侦办能力,加强情报资料收集和建立统一的经济犯罪情报资料信息网等预防打击对策。     

论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一致性——兼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传统刑法学的基石性概念,因此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被称之为社会危害性理论。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一些学者开始对社会危害性产生了质疑。事实上,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所承担的是出罪功能,因而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一致性。当然,基于我国犯罪构成是评价行为罪与非罪的惟一标准,因此应当把社会危害性的出罪功能纳入到犯罪构成中来。     

计算机犯罪的相关问题研究

计算机犯罪与普通犯罪相比,社会危害性更大,但目前,国际国内对计算机犯罪定义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计算机下了不同的定义,因此,有必要对计算机犯罪及其相关问题深入研究。     

民国初期北京的犯罪与贫困关系研究

依据社会调查性质的原始资料,探讨民国初期北京地区的犯罪与贫困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民国初期北京的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突出表现是犯罪人数激增,犯罪类型以经济罪居多。导致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中,贫穷是最主要的诱因。贫穷和犯罪互为因果关系并形成恶性循环,是导致近代北京陷入衰败深渊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社会心理学视域中的群体化职务犯罪

实现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防范和打击群体化职务犯罪应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群体化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其次,着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群体化职务犯罪所具有的群体认知失调、罪责连带、内聚力强及轴心人物的荫庇等方面的心理。最后,提出了消除群体化职务犯罪的对策。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危险犯立法趋势研究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危害行为。与我国传统危险犯造成现实的、客观的危险不同,新危害行为仅造成潜在的危险,潜在的危险一旦转化为现实则将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对此,我国现有危险犯立法无法应对。为加强社会控制、降低诉讼成本,我国立法应设立新的危险犯类型,只要实施特定的危害行为就既遂,尽管犯罪既遂时,危害行为仅造成侵害的潜在危险。新危险犯是独立的危险犯类型。     

我国海洋犯罪体系的构建——一种“海上”“海里”的二元模型

随着我国海洋战略的实施和海洋经济贸易的发展,海洋犯罪活动也日益猖獗。而目前,我国有关海洋犯罪的刑事法律制度相对薄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我国缺乏合理的海洋犯罪体系,不利于对海洋犯罪进行有效规制,因此,有必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海洋犯罪体系。鉴于海洋犯罪的对象和其侵害法益的特殊性,以“海上”“海里”的二元模型构建我国的海洋犯罪体系存在着合理性,具体言之,对接国际条约中的海洋犯罪,整合新增以“海上”为场域的犯罪,建立刑法单独章节打击以“海里”为对象的犯罪,以此惩处海洋犯罪活动,保护海洋环境资源,使我国充分履行作为海洋大国的国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