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附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公元七世纪以前,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广大藏族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羌支繁多,种姓复杂,部落林立。其中比较强大的羌支或部落联盟有苏毗、羊同、东女国、附国、党项、白兰、吐谷浑等,至于由上述部落或部落联盟旁出的支系那就更是举不胜举了。“自爰剑后,子孙分支凡百五十种。……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后汉书·西羌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问”(《新唐书·吐蕃传》)。上述记载就是这个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     

论北魏部族的解散

“部族解散令”是判定北魏王朝初期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我所知,说明部族解散的资料有3条:(1)“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一一三,下同,不具书名)(2)“贺讷代人……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卷八三)(3)“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卷一○三)据此,此前不少学者论及过部族解散,其观点大致有二:鲜卑人的部族解散是部落组织的全面解体,并     

苏丹别扎部落的风俗习惯

苏丹各地部落众多,习俗各异。因此,学者们努力搜集这些部落的民间遗产,了解它们的不无情趣的风俗习惯。这些部落中有一个称作“别扎”的部落,分布在苏丹东部。部落成员都这样说,他们最早的祖先是“巴德金”,意即“勇     

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

党项部落经过隋唐时期的大迁徙后,至五代,辽、宋时期其分布格局已大体稳定下来。《新五代史·党项传》称党项部落“散处邡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宋史·党项传》称:“今灵、夏、绥、麟、府、环、庆、丰州、镇戎、天德、振武军并其族帐。”《宋史·宋琪传》称:“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会疑误,会州在南,与丰州平行线上的北面州军当为胜州或云州。)。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这都是比较笼统的党项部落分布情况的概说。其分布区域述说并不全面,特别是对契丹境内的党项部落的分布基本缺略,更无从了     

评杨茂盛新著《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

关于国家形成问题,摩尔根和恩格斯曾提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形成模式,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又提出了“队群—部落—酋邦—国家”的形成模式。我国学者又将上述两种理论重新进行归纳整合,提出了“队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或酋邦)—国家”的形成模式。杨茂盛先生不同意上述观点,他在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政权形成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氏族部落—宗族部族—国家”的新的国家形成理论,对于推动民族与国家形成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藏族阿柔部落的口头文学——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一种记载

阿柔部落是青海藏区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大部落。据史籍记载,阿柔部落原本是藏族四大姓氏“嘎氏”分支“穆擦嘎’’支系,世居大博国（即吐蕃）三大区域之朵迈迪乔喀（意为“安多马区”）①。历史上,阿柔部落的分布随着部落的迁徙而不断发生变化,至今主要集中分布在三个地区：果洛州境内的藏阿柔部落、迁居河南县境内的藏格玛等部和祁连县境内的阿柔主体部分。根据笔者调查,     

青海阿柔部落初探

阿柔部落系青海藏族游牧部落“环海八族”之一,是由11个百户部落构成的千户部落(青海称为“族”),其原驻牧地在果洛环阿尼玛卿雪山周围,后由于种种原因,谈部落一部分迁居青海河南蒙旗,而其主体部分则先迁徙环湖地区,尔后又移牧大道河北岸祁连山脚下八宝地区,其迁徙里程绵绵三千里。那么该部落因何而离开其原驻牧地?     

部落的概念

“部落”这个术语的印欧语词源法语的“部落”(tribu)和英语的“部落”(tribe)来源干一些表明远古印欧人制度的语言术语:拉丁语的 tribus,安布利亚语的 trifù或希腊语的 phule。最初,这些概念都是些经验的概念,随着印欧语系诸民族的发展,它们具有了不同的涵义;不过,就它们最早的词形而言,都意指存在于这些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组织。印欧语的“部落”即是城邦国家产生以前存在着的一种最大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它包括着一些较初级的社会单位,从     

部落制与黑非洲的政治现实

“独立”的非洲正经历着“民族”意识的危机,而部落制就是这一危机的根源。“部落制”这个词及其所包含的思想,往往被用来说明各个派别为争夺最高权位而争斗的根源。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应根据历史事实来重新确定部落的概念。部落概念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它描绘的是印欧语系的一种特有的社会政治组织形态。“印欧语系的部落是指城邦出现以前的一种最广泛的社会组织形态。它把一些更小的基本政治单位,即希腊人的氏族(génos)和胞族(phmta)、拉丁人的氏族(gens)和罗马人的     

“部族”还是“民族”?———评人们共同体的“部族”说

“部族”论者在依据斯大林对人类语言发展阶段的分期划分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阶段时，认定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的含义是“部族”，把民族共同体分为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他们用“部族”指称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的人们共同体，从而抹煞了人类早期民族与国家同时形成于部落制瓦解之时，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与国家是奴隶制、封建制时期的民族与国家的继续和发展这一基本事实。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的含义是“民族”，汉文“部族”是部落和氏族的简称，二者不可等同。     

吐谷浑地方统治制度的演变

本文对吐谷浑的地方统治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其地方统治制度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酋邦部落制,酋邦、宗族部落制并行和汗国宗族部落制阶段,并对各阶段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考证。     

青海蒙藏部落地域变迁

蒙古族与藏族部落由于相同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使其部落的牧地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变化。本文通过青海蒙古二十九旗以及藏族部落的地域变迁的研究,认为导致这种变迁,除了历代中央政府治边政策的原因外,蒙藏两族部落分布地域不同的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状况,也是造成其部落地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苏丹贝贾部落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困境

贝贾部落的历史可追溯至4000年前,他们以畜牧业为主,生活在苏丹东部地区,其身份标识是托贝达维语、迪瓦卜体系与斯里夫制度。苏丹在土埃共管、英埃共管以及独立之后等历史时期,不同的统治者们给贝贾部落造成土地流失、赋税压榨、传统式微等多种消极影响。2006年《苏丹东部和平协定》签订后,占东部地区人口半数的贝贾部落处于新的困境当中,由此产生了潜在的分裂意识。当今贝贾部落及苏丹东部的隐性问题,其原因是各时代的历史痼疾积累与边缘化政策延续的结果。     

吐谷浑部始迁人口及始迁时间考辨

吐谷浑史作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为治史者所重视。而对吐谷浑始迁人口和时间的探讨,则是深入研究吐谷浑史和慕容鲜卑早期史都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引证,对各种观点的分析比较,从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吐谷浑部是以700户人口于公元249年至公元300年间自辽东西迁。     

蒙古文字与蒙古族历史

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消灭乃蛮部 ,实现蒙古各部统一后 ,用以拼写蒙古语的畏兀字。在为蒙古族发展服务的历史长河中 ,这种文字也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 ,从而发展成为现代的蒙古文字。它演变、发展历史的 ,是蒙古族发展历史的反映和蒙古民族精神的历史体现     

哈萨克族的语言和文字

本文全面论述了哈萨克族语言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也谈到了哈萨克方言的划分及方言与部落、民俗的关系。文章最后介绍了历史上哈萨克族使用的文字及近年来在这方面考古学上的新发现。     

远古时代的西羌部族与关陇文化

关陇地区以老官台和大地湾为代表的前仰韶时代文化,共同催生了陕甘地区的仰韶文化,这一文化就是炎帝西羌集团的遗存。从距今6000年前后起,炎帝西羌集团一些支族开始向四方迁徙。其中,一支向东北迁往山西汾河与晋冀桑干河流域,与黄帝部族融合后又返回中原,形成炎黄集团;一支迁往西北甘青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产生了马家窑文化。炎帝部族留在关中故地的又与此后回流的部分炎黄族民构成姜炎部族。本文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对夏商时代关中的姜炎文化和先周文化、陇右的姜羌文化和羌戎文化的来源、演化,及其与关陇部族的分合流变进行了探讨。     

解读敦煌吐蕃文书P.T.1286号写卷及其历史内容

P.T.1286号写卷颇具学术研究价值.文章对写卷中的重要字、关键词及其句法作了新的认真解读,通过字斟句酌,发现了一些被前人忽视的历史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而重新将藏文原文译为汉文;并以P.T.1286号写卷藏文原文内容为主、其他相关史料为辅,探讨西藏远古史上的有关疑难问题,重点解析聂赤赞普之前部落林立时代卫藏等地著名部族的分布概况、大致方位,以及当时雪域高原社会的基本形态、政权模式、部落结构、部族关系等.     

回鹘文始用时间考

回鹘文是在胡人文化影响下由粟特文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音素文字,碑铭及出土文献也反映了突厥语族群从对粟特文的借用到改造的演变、发展轨迹,而借用粟特文字母来拼写突厥语也就标志着回鹘文的产生。《多罗郭德纪功碑》可证回鹘文至晚在552年已开始使用,而哈喇和卓古墓群发现的以粟特文字母书写突厥语kif(i人,妻子)字样的代人木牌还意味着回鹘文极可能于482年已开始使用。通常认为回鹘文是继如尼文之后开始使用的,就目前所见碑铭及出土文献可断定,其使用历史远要早于如尼文,应是最早用来拼写突厥语的文字体系。     

试论杨再思其人及其信仰的形成

在湘、黔、桂、渝、鄂相连地带侗族、苗族、土家族等民族的部分群体中,杨再思被当作杨姓祖先加以崇奉,称为飞山圣公。本文考查和对比有关资料,论证以十峒首领和诚州刺史形象出现的杨再思史无其人,他只是宋代以来飞山地区杨氏在家族传说中首先创造出来的精神领袖和宗教形象,这个形象后来又被历代地方官员加以利用并不断粉饰,最终演化成我们今天知道的飞山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