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实证研究

司法实践调查研究表明,随着专利侵权案件数量的增加,专利法所规定的赔偿数额确定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由于专利人举证存在困难,在实务操作中存在赔偿数额过低的问题。对采集到的法院案例进行统计学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赔偿数额的确定方法存在问题。有必要通过制度变革,促进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机制得到更好的应用,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故意侵犯专利权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认定及其赔偿数额的具体增加是故意侵犯专利权惩罚性赔偿的关键问题。美国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认定标准经历了从“适当注意的积极义务”标准到“客观上不顾后果”标准的演进,并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认定故意侵犯专利权成立及赔偿数额增加的具体要素。我国应在借鉴美国相关理论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惩罚性赔偿问题进行规定。     

数额犯罪部分未遂问题研究

数额犯的本质是通过犯罪数额显现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数额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数额不仅包括犯罪起点数额,而且包括法定刑升格数额。由于连续犯和同种数罪在通常属于处断一罪,这就使得累计数额成为必要,但由于多次犯罪行为有的存在未遂状态,计算犯罪数额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同时犯罪的停止形态也成为变质疑之处,进而导致司法实践的量刑出现差异。以累积性犯罪数额为前提,综合整体既遂说和整体未遂说,可以克服各自缺点,实现量刑公正。     

犯罪数额在受贿行为定罪量刑中的地位

以数额为中心对受贿罪定罪量刑已是通行的惯例,但这与受贿罪的渎职特性不相一致,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提高其他情节,如受贿人的主体、违背职务的程度等在受贿罪定罪量刑中的地位.     

论贿赂犯罪群起刑数额的体系平衡

贿赂犯罪群是行贿、受贿、介绍贿赂等关联型犯罪罪名的集合,个罪间在设定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时相互参照,形成了体系内平衡的关系。《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和行贿罪起刑数额的设定欠缺体系性考量,可能导致刑罚不均衡。明确贿赂犯罪刑事政策、实行量刑起点差别化、继续制定司法解释予以完善,是维持贿赂犯罪群体系平衡的可行方式。     

试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损害赔偿制度中的一种特殊赔偿制度,它具有补偿、制裁、遏制功能.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确立这一制度.近年来,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有扩大适用范围的趋势.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有自己的特点,但存在适用范围狭窄、赔偿数额单一、缺乏灵活性等问题.适当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惩罚性赔偿数额不规定具体的倍数或数额、由法官自由裁量确定等方法,可以健全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     

受害人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我国立法对受害人近亲属精神损害的规定比较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尚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受害人近亲属的主体范围、近亲属的精神损害的界定以及赔偿数额的算定等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以期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所裨益。     

论违约金数额的司法调整

违约金制度集损害赔偿额预定和合同履行担保于一身,两者消灭其一都将会造成违约金与其他制度设计的同化性。而对违约金数额的司法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违约金制度价值的削弱,不过基于实质正义的考量仍有必要。如何兼顾违约金的制度价值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就成为法院行使违约金数额司法调整权的终极目标。     

论违约金数额的司法调整

违约金制度集损害赔偿额预定和合同履行担保于一身,两者消灭其一都将会造成违约金与其他制度设计的同化性.而对违约金数额的司法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违约金制度价值的削弱,不过基于实质正义的考量仍有必要.如何兼顾违约金的制度价值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就成为法院行使违约金数额司法调整权的终极目标.     

贪污罪的混合共犯及共犯数额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对于贪污罪共同犯罪的认定集中在混合共犯的认定问题上。而由于贪污罪共同犯罪的复杂性 ,共犯的数额问题对于贪污罪共犯的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文章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违约金数额调整研究

我国《合同法》第114条对违约金调整予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亦作出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但是,对于如何判断违约金的不同性质、如何适用违约金的具体调整规则等,都未作出明确说明。这实际上给司法实务带来诸多不便。结合我国当前司法判决对违约金数额调整的认定,考察法院于司法判决中对违约金相关问题的态度与看法,对审判实务中涉及的裁量难题进行剖析,以期为违约金数额调整的研究与讨论提供新的视角。     

知识产权犯罪数额之规范分析

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数额对定罪量刑至关重要。认定数额的标准可分为：销售金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涉案物品数量、损失数额等。现有法律与司法解释未明确损失数额的具体内涵和计算方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犯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完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可增加“权利人经济损失”、“侵权品的制售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论应得违法收入越位的扩张效应及其解释思路

我国刑法规范中的违法收入、应得违法收入、可得违法收入与数额犯中的数额没有实质性差异。数额犯中的数额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功能,但本质上属于构成要件要素中的结果。按照数额犯结果危险程度划分,取得型数额犯的既遂、未遂、预备形态分别对应已得违法收入、应得违法收入、可得违法收入。在犯罪形态上,将应得违法收入越位评价为既遂形态,会扩大数额基本犯与数额加重犯的处罚范围。对应得违法收入的解释,应以结果危险为标准,在不同类型的危险犯与结果犯中,贯彻层级解释思路。     

经济犯罪数额立法之维新

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 ,及时有效的打击经济犯罪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由于在经济犯罪数额之立法设计上的不足 ,使实践部门在认定经济犯罪时略显力不从心。窃以为 ,我国经济犯罪数额之立法设计亟待维新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人身侵害进行精神抚慰的手段,如何掌握损害赔偿的标准和数额,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进行确定时,首先要明确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然后在遵循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与该精神损害有关的各种因素进行认定。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构成要件疑难问题的法律认定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罪名，关于本罪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疑难问题，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益进行了探讨。     

论刑法分则中数额的性质和作用

我国刑法分则中涉及财产犯罪的条文多在罪状中进行了关于数额的规定,但对于数额的性质和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笔者在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应是犯罪成立要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应把分则中出现的数额按照成罪要求的不同区分为犯罪指向数额与犯罪实害数额,从而有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关于受贿犯罪立法完善与制度设计的若干思考

针对我国受贿犯罪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在考察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司法实践和司法理论,提出在受贿罪立法中,确立“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原则,适当扩大受贿对象的范围,调整受贿罪定罪标准。同时,提出应引入打击受贿犯罪的新机制,并比较分析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和中国“囚徒困境理论”各自的优劣。最后,提出建立立法与监督相结合的受贿犯罪预防机制,以提高司法效率。     

同类不同种行为的立法分析与数额认定

累计数额规定是立法者解决数额犯罪数问题采取的一条特殊规则。一般情况下,同类同种数额、同类不同种数额,不论是违法数额还是犯罪数额,只要未经处理的,可以累计计算。累计同类不同种数额后,应就轻认定,即以入罪、法定刑升格数额较高的行为为标准进行定罪量刑。数额累计不仅影响是否入罪,而且影响量刑的轻重,包括可能导致法定刑升格。     

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推出,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的渐进,它是判例制度最终在中国建立的阶段性步骤.现行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定位不明,缺乏强制力,选编及适用等配套制度不够健全,对司法实践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该制度的完善,必须明确案例作为司法解释原始形式这一法律属性的定位,统一选编主体、规范选编标准、完善编纂体例.在案例适用问题上,应建立当事人提出与上级检察院监督、社会监督等多元化主体机制以及检察官对区别技术的掌握等系列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