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挑战与建议

在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和国内粮食进口量大幅攀升的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受到党中央高度关注。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内涵,包括相对需求的国内粮食生产供给能力和相对供需缺口的国外粮食平稳进口能力两方面。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供需缺口增大及进口增加、西方势力可能会使用粮食武器、极端天气气候灾害威胁粮食供给、效益下滑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生产面积减少等挑战。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方面需要通过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来提升国内粮食生产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创新国际农业合作机制,切实保障粮食的平稳有序进口。     

中国粮食供给状况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分析了中国粮食供给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认为粮食生产是中国粮食供给最主要的来源,粮食储备是粮食供给的重要补充,谷物净进口占中国谷物的供给比重很小,但中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却远远超过粮食安全要求的水平;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和灌溉用水等资源性投入以及肥料等现代生产要素;机械总动力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并不明显;自然灾害对中国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较为明显。     

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在未来的 30年里 ,保证粮食供给、确保粮食安全 ,是我们始终需要重视的战略问题。国际粮食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形成和强化将对中国的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粮食进口、政府对粮食流通的调控等产生影响。我们必须从提高粮食生产和利用效率、加快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强化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适时适量增加进口等方面做好工作 ,以实现长期的粮食安全     

美国《1996年农业法》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美国《１９９６年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取消了６０多年来的农业产品价格和收入政策,必将对世界粮食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是粮食进口大国之一。要在美国挑战的压力下保证中国粮食安全,必须立足于国内农业生产,提高粮食自给水平,缓解粮食进口压力;寻求有效的粮食贸易保护,减少粮食贸易风险     

基于粮食金融化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粮食供应缺口不断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新形势下粮食安全形势堪忧: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都会减少粮食生产规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会提高粮食消费数量,国际贸易新规模可能影响到粮食进口。粮食金融化会从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贸易四个方面影响粮食供应。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     

粮食禁运风险与粮食贸易政策调整

未来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及其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的潜在风险,是在有关我国粮食贸易政策调整的讨论中不断被提及和评论的问题。本文考察了国际粮食禁运的历史以及我国与西方国家粮食贸易关系的演变情况;从有关历史事实推断,我国未来面临大规模粮食出口禁运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国际经贸环境的演变趋势会进一步降低这类事件的发生机率。文章以美国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粮食出口禁运的失败为例,剖析了制约粮食禁运有效发挥作用的种种限制性条件。文章认为,我国未来粮食贸易方针的调整似应主要依据经济合理性原则来加以判断和选择,粮食禁运风险不足以成为制约有关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为了降低粮食禁运的风险,应鼓励对粮食进口替置的粮田主要在农业生产范围内加以利用,以求在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储备粮食生产能力。     

地域性失衡、“大国效应”扭曲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

粮食安全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深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全球粮食产量的地域性失衡问题,表现为全球粮食总产量、人均占有量以及耕地占有量等均存在严重的地域性失衡,其进而导致世界粮食贸易品种、地区贸易结构亦出现严重的地域性失衡。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国内粮食供给与消费需求、粮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存在着缺口性失衡。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粮食作物,但我国粮食进口贸易中却出现了"大国效应"扭曲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粮食安全的四种模式和我国粮食安全的五个创新战略。     

资源配置视角下的粮食金融化研究

近几年来,国际粮食价格剧烈波动,我国粮食进口数量剧增,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粮食供需处于弱平衡。粮食作为大宗商品进入金融市场,表现出金融属性,粮食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为价格发现、投资投机和资源配置。粮食金融化进程经历了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两个阶段,有效的资源配置会稳定粮食生产,提高粮食安全,而粮食财富化则会导致粮食价格扭曲,威胁粮食安全。21世纪以来,我国粮食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内粮食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国际资本不断渗入并控制我国粮食产业,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安全应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提高国家粮食安全性,可以采取加快土地流转进程,发展粮食金融,加强粮食金融市场监管,提高粮食调节能力等相关措施。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复杂矛盾

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有粮食产业固有的一般性矛盾,即粮食的私人性与粮食安全的公共性、粮食产业收益隐性和危害显性、粮食市场的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粮食的国内生产与国外进口的矛盾,又有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特殊性矛盾,即粮食安全极端重要性与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城镇化持续高速发展与农民种粮争地、粮食增产目标的压力与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争利、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及粮农利益与消费者福利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的根源及现实表征有助于进一步认清国家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美国的粮食生产、粮食政策和我们的对策

我国的粮食生产,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生产总量居世界之首.但自从1985年起,粮食生产陷入波动和徘徊,始终没有回到1984年的水平;同时由于人口大幅度增加,消费水平提高,需求不断增长,导致粮食的产销面临严峻的局势.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对此,各研究机构提供了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其中重要的设想,就是要调整农业结构,以便积极参与世界粮食贸易,适时适量地进口粮食,缓解国内的粮食局势.这势必涉及对世界粮食生产和粮食贸易的总体研究,而其中主要是对美国粮食政策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些阐述.     

基于粮食安全背景的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关键性影响因素研究

粮食企业"走出去"既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农业国际化发展战略,也是在国际市场上备受争议的粮食产业投资行为.中国粮食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需要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政治风险与同业竞争压力.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探寻中国粮食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如何应对复杂投资环境与开展竞争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为此,笔者设计出<粮食安全背景下的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调查问卷>以获取样本信息,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所得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综合因素评分判别与提取影响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并阐释其经济意义.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个共同代理的观点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共同代理人.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分析了三方之间的博弈,并着重从激励的角度讨论了中央是否应该限制地方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我们的模型表明,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互补时,地方政府与地方之间的交易能减少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成本,因而中央应该选择容忍；而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相互竞争时,该结论也有可能成立.最后,我们用这一结果解释了地方政府助推房价上涨的原因.     

欧元的回顾与展望

欧元已完成向单一货币的过渡,并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关注的焦点。欧元的启动,大大提高了欧盟的政治地位,降低了成员国的交易成本,减少了外汇风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金融格局,使东南亚降低了对美元的依赖,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收付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套利活动及企业的议价权高低是影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收付变化的主要因素。2011年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收付渐趋平衡,但这种趋势能否持续,受制于币值的稳定性程度、中国外贸企业的议价权高低以及进、出口人民币结算发展的平衡性。短期内,受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影响,收付比将会继续保持缩小趋势,甚至再次出现收入略大于支出的现象;但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的可能性较大,同时,进口人民币结算的发展潜力相对强于出口,故而维持支出略大于收入的可能性较大。     

中国文化输出在电影艺术中的“融”与“变”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灿烂悠远,博大精深。但当今大体上还是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中国文化正面临着"被忽视、被冷漠"的危机,这使我国文化产业的进出口呈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中国的电影人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电影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电影产业输出思路。在这条路上,许多中国电影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融合与变化。本文将对近些年中国一些电影中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融合变化现象进行分析,探讨变化的发生原因、利弊存在等问题,并提出一些见解。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比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致力于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程又与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形式与实施的时间框架等方面系统研究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盟经济一体化两个框架内容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将有利于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进程。     

中美贸易中的美方逆差是美方所期望的利益所在

因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使双方的贸易摩擦明显加剧,美方利用其巨额逆差想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其实,美方的贸易逆差是美方所期望的利益所在,因为这有助于美国抑制通货膨胀、有助于美国的产业升级、有助于美国减缓资源耗竭速度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有助于美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影响中国的政策。中方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对美国经济依赖程度提高、使环境污染加剧、使资源耗竭速度加快、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难以摆脱美国的阴影、中国并没有得到预期想要的美国技术。要减少中方的贸易顺差,中方可采取如下策略:向美国出口的商品适当提价、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档次、提高外商投资的门槛、中国企业应积极去美国投资等。     

"无配额时代"的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

中国即将进入“无配额时代”。配额的取消给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纺织服装业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从分析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现状出发，探讨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前景和发展对策。     

商业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1840-1895)

城市化是近代工业影响带动的历史过程。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国内近代工业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但还不足以对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提供强力的动力支撑。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最先是由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启动的。这种商业具有工业化的背景,它不是以中国国内近代工业为基础,而是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这是中国对外开埠通商,纳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自然结果。     

我国外贸代理制的现状与出路

外贸代理作为一种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方式,从理论上说,不同于过去外贸收购制的买断卖断.外贸代理制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代理双方各自优势,还能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外贸代理制作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1984年就在全国开始推行.但代理制推行10多年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推而不广,成效甚微.其症结在于我国推行外贸代理制的法规不健全,代理不规范,而且代理双方对外贸代理制认识不足,因而缺乏积极性,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