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及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主要集中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在文化的指导思想方面,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立足于马赫主义错误哲学立场,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指导地位;二是在文化的组织领导方面,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无产阶级文化的领导权;三是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方面,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发展必须遵循文化自身规律,批判地继承一切文化遗产;四是在文化创造的依靠力量方面,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狭隘宗派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创造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中庸”哲学方法论辨析

“中庸”哲学方法论是我国哲学史上的珍贵遗产,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我们对待传统文化遗产唯一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中庸”思想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执两用中”的矛盾观;“过犹不及”的质量统一观;“时中”与“权”的发展观,“无适”、“无莫”的辩证否定观;等等.这对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洪仁玕的文化观

洪仁的文化观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批判与继承传统文化为辅，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根据太平天国的实际需要，批判其糟粕，继承其精华．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采取肯定的态度，热情地赞扬、大力地传播，要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国富兵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洪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人．他的文化思想主张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教育传统与传统教育辨

经过长期对传统进行“精华”与“糟粕”式的价值分析 ,我们对传统否定式批判有余而继承不足 ,导致我们的现代教育理论只是西方的翻版。我们只有以事实分析为基础对自己的传统重新进行梳理 ,才能以理性的态度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教育传统与传统教育区别开来 ,进而用现代观念客观理解与我们共时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 ,并将之继承、转化与创新。这是从观念到理论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化遗产继承的方法、原则及教育实践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学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化遗产继承的方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传统的文化知识并加以改造，继承不是为了保存而是为了要建设共产主义的生活。据此形成“批判继承”和“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等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原则与实践为思考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提供了历史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与养老思想探究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孝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传统养老思想是我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传统养老以家庭养老为主，它要求子女不但要细心奉养父母，而且要孝顺、孝敬，使父母心情愉快，儒家还提出了孝丧和孝祭的要求。汉代“以孝治天下”，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纷纷仿效，制定了一系列的养老制度和措施。传统文化中的孝与养老思想的合理成份对当代养老事业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     

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及其他

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及其他苏双碧文章认为，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内容丰富、庞杂，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必须有批判有继承。文章分析了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历史特征，强调不能低估“打倒孔家店”的意义，并阐述了传统的封建文化在革命和“救亡”...     

谈对“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解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我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新的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其先进性表现在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富有开放性;要落实“三个代表”,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建设多样性、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精品文化与大众文化和文化建设与继承、借鉴4个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

<正>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做了充分的批判与继承、改造与发扬的结果。就哲学方面而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主要体现在注重“践履”、辩证思维和政治伦理学说三个方面;而毛泽东思想对这几方面的思想文化遗产,都做了充分的批判继承。     

未完成的思考——论鲁迅传统文化观的困境

鲁迅的传统文化观始终处于批判与妥协、否定与继承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为了通过思想启蒙以培养近代新式国民,他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利用的考虑和培养民族精神的需要,他又不得不继承传统文化。鲁迅意识到传统文化最大的问题是不能颠覆和避免专制集权,但他也试图从传统文化对专制政治的反抗、对权威思想的怀疑和对平等的渴望中,寻找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元素。鲁迅的传统文化观,为现代中国人如何对待传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陈文述论

在乾嘉之际诗坛上 ,陈文述是袁枚的忠实追随者 ,二人之间的联系是以深层文化内涵为纽带而建立的。陈文述对袁枚的追随体现了“性灵”说的地域文化性 ,表明“性灵”思潮并未随袁枚去世而消歇 ;他对袁氏性灵特色的保持与新的时代氛围之间的不和谐 ,则显示了袁枚“性灵”论的先天不足 ;而他继袁枚之后对女性诗人的表彰推举 ,则成为女性在文学领域继续开拓的有力促动     

随物宛转 与心徘徊：诗的生成机制——中国古代心理诗学“感”论研究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以"感"为枢纽探寻心物感应的内在关系,揭示心物交融互动的规律,从"即景会心"到"相为融浃",整个过程表现为"随物宛转"与"与心徘徊"的复杂交融,相当深刻地揭示了诗的生成机制.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论张枣诗歌的“内在超越”

依托具体文本,文章从文化思想、存在意识等方面对张枣的古典诗学渊源进行探溯。由“天人合一”思想集中体现的儒家文化意识,让张枣相信诗人应该在诗歌中重建人与世界、自我的和谐关系。他的诗歌内含对现世生命的体谅,对生命领略麦芒似的浓缩,并注重把世界糅合进心境中取其精粹,在诗境中提升人境,以“内在超越”追求诗与生命的动态和谐,在诗歌中赢得“溢满尘世的美满”。     

《黄帝内经》“情-志”的现象学分析

基于《内经》、道家、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融合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理论与本土现象学资源对《内经》“情-志”予以分析阐发。《内经》、道家的“情”“志”分别对等于海德格尔“遮蔽”“去蔽”状态的情绪。就情、志为一而言,情志是生命真实活动内隐与外显状态的统一;就情、志为二而言,《内经》、道家之“情”处于本原性地位,是“志”的上位概念;“志”源于“情”、属于“情”,是“情”的下位概念。那种将“情”置于“志”范畴之下,而以“志”作为中医心理学重要概念的观点值得商榷。     

从老子到《管子》四篇:“道”与“心性”的理论转换

战国中期诸子心性论的产生有一个理论前提,即用"精气"来说明"道"。《管子》四篇将老子"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由宇宙生成的客观化描述指向了心性化,实现了这个理论转变。《管子》四篇的心性论深深扎根于气化的连续性之中,"心"与"精"、"气"、"神",乃至于"道"是性质相同的。人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贯通于道,于是个体的限制得到突破,人与天地万物即可成为一体。     

我国大众文化进入分众时代

由于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背景及初期发展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 ,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分析方法对当前国内大众文化已进入分众时代的新阶段作出判断既是现实的需要 ,也是历史的必然。而只有在明确分众时代内涵的基础上才能了解其“和而不同”的审美本质和“符号化”、“雅俗共存”、“主流性与边缘性相对化”的三大审美趣味特征     

论邓小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所做的准备

要贯彻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而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就必须洞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条件--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正是邓小平领导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践和邓小平理论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进行了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的、文化观念的、理论思想的等多方面的条件准备,江泽民才能够在此基础上把握时代脉搏,根据形势需要,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明清哲学家物身、心物关系论中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致良知”说，虽然属于主观论的命题，但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说、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说、王夫之关于形神物遇而知的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作出了统一性论述。     

黄庭坚的“用意”诗学观初探

黄庭坚诗论中的“用意”“道意中事”“意有所属”等诗学观念, 是连接他诗论中的“句法”“句中眼”等修辞概念与“心性”“读书”等修养概念之间的中介。它的“体”既包含了“心性”存养的要求, 也包含了作为存养工夫的“洞见”和“见解”等;它的“用”则既有以“意”贯通“古人之陈言”的意思, 也有“寓意于物”的心物观。但是, 这些观念的内涵既不同于单纯的心性存养, 也不仅仅是诗歌形式的寓言化, 更超出了道学家的“观物”。其复杂的肌理标志着诗人感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对这种变化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黄庭坚, 也为我们理解宋诗提供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