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极其光辉的一页。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革命势力席卷长江流域之后,在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大发展的同时,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也在“五卅”运动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起来。工会组织纷纷成立,工会会员激增到280万人。在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下,工会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的斗争,同时建立了自己的阶级武装——工人纠察队。他们在维持社会秩序,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短兵相接的战斗     

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

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坚持真理、犯言直谏,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共产党人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倾错误时的心境。历史记载着他们的忧虑、沉思、努力和抗争,也记载着他们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长期存在“左”倾错误的原因试析

建国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也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主要是由于党在1957年以后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陈云同志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     

试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中农的“左”倾错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犤１犦因此，中农是党在农村必须团结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是关系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农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过失误，有错有纠。本文就其主要错误、对错误的纠正及错误的原因作初步探讨。一、对中农的“左”倾错误及纠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中，党对中农政策所…     

试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左”倾工潮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革命的重心也从珠江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1926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次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在汉口办公。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尤使武汉成为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而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又对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左”倾工潮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初步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教正。武汉“左”倾工潮的产生及其表现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之前,武汉的工人运动就十分活跃,工人的罢工在全国尤为瞩目,…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国内因素探析

在民主革命前期,我们党由于处于幼年阶段,在各方面都不成熟,曾遭受一系列挫折。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在土地革命时期,又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则着重从当时中国存在产生机会主义的土壤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错误来论述我党产生“左”倾错误的国内因素。     

克服“左”倾思想,提高经济效果

现在,我来谈谈如何在我国三十年来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克服左倾思想,提高经济效果,搞好经济调整。 第一,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是搞好经济调整的前提。 建国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建立了一个可观的工业基础。但是,在这三十多年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干扰,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了冲击,遭到了一定的损失。在一五时期中,我们国民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经济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每增加一元的国民收入,只需投资1.68元;到了四五时期中,每增加一元国民     

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胡允恭的浮沉

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1931年10月,上海临时中央任命胡允恭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紧接着于1932年3月撤销了他的职务,胡允恭由此脱党。后来有资料说,胡允恭是受王明"左"倾路线排挤脱党的。事实是胡允恭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是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他之所以被免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没有弄清楚中央对以他为书记的山东省委的批评的根本原因的情况下,即以李立三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一致"的观点,而这恰是王明批评立三路线的一个重要话题;同时,胡允恭还以"左"的带宗派主义倾向的做法在山东对一些同志发动了批评斗争,从而对后来的武平省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理论贡献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者姬田光义先生在70年代初发表的《中国苏维埃问题》一文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据他统计,从1933年2月到1934年9月底,张闻天在《斗争》(江西版)、《红色中华》上分55次发表了近30篇文章,涉及到国家与革命理论方面的文章颇富特色,很有贡献。关于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任务问题,张闻天认为,中华苏维埃政权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课题,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它的本质性格     

任弼时对纠正解放战争时期土改“左”倾错误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时曾出现过严重的“左”倾错误。任弼时从划分阶级标准、保护中农利益、保护私营工商业、区别对待地富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为土改的胜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任弼时百年诞辰到来之际,深入研究任弼时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四人帮”的极“左”与“左”倾思潮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推行的路线,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它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那极“左”的一面,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必须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彻底揭露“四人帮”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揭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左”倾思潮与教条主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给革命和建设造成危害和损失的错误,主要来自右的方面,还是“左”的方面?为什么“左”倾错误在我国一度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这种“左”倾思潮与生搬硬套某种模式的教条主义,又是什么关系?本文想就这些问题,初步作一些探讨。     

大革命时期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再论

对民众运动,尤其是城市工人运动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是深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的一些论著在提及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工人运动时,往往或渲染罢工的人数与次数,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以赞扬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与丰功伟绩;或引用“无工不会,无会不罢”与工人“工资增到骇人程度”的言论,以论证工运中的“左”倾,从而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对民众运动的政治领导失误或民众自发行为所致。为纠正以上两种倾向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本文拟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作一再考察。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劳资纠纷,多因工人的经济斗争所致;当时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朝,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

<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经过极端艰苦曲折的斗争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蜜屠杀和“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了自己内部的几次机会主义错误,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并成功地引导中国结束了内战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曾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共产国际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共产国际中期对中国党的指导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这个时期中国党犯的错误集中表现在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本文着重探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五四”时期张闻天关于“变革社会”的思考

“五四”时期,张闻天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之根本变革问题。在“五四”的战斗篇章中,他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深刻思考：一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铲除士大夫阶级”;二是建设民主共和政治,“以国利民福为归”;三是依靠“劳农界人”,以农村为根基“起革命”。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世界眼光,对百年后当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论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

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抱有高度恐惧和敌视;二是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革命性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他们在革命高潮中体现出来的激进性、狂热性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三是对土地平均问题的过分强调,在土地革命中表现出严重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土改运动中体现出农业社会主义色彩。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和情绪;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来说,民粹主义居于思想的次要地位,只是表现为一种思想潜流,这种潜流往往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尤其是在＂左＂倾思想泛滥时集中呈现出来。在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出正面的积极作用;当革命处于激进的高潮时,民粹主义便展现出负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地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左”倾顽症的根源和条件

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深受“左”倾思潮之害,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三年多以后的今天,还在某种程度上吃“左”倾思潮的苦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我们按它指引的方向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与“左”倾思潮的干扰进行斗争,否则简直是寸步难移。“左”倾思潮是今天影响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全党全民同心同德搞四化的主要思想障碍。     

“两结合”创作方法与“左”倾思潮

去年以来,文艺界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对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两结合”创作方法)争论比较热烈。我认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以期求得明确的解决,不但关系到文艺理论的建树,而且关系到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说:“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创作方法问题上,并没有认真领会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的观点。创作方法是一种属于主观范畴的东西,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究竟如何,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