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家著作——读李贽的《四书评》

李贽,是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反动孔学严密统治的政治思想界里冲杀出来的一位杰出的进步思想家。《四书评》是李贽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敢于公开批“四书”的战斗作品。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集中宣扬孔孟之道的四部黑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奉为“圣经”,强迫人民信奉。宋代反动理学家朱熹,为了维护官僚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把这四部书汇编成套,加以注释。此后各代反动统治者就只准人们按照朱熹的调子和框框,对“四书”注、解、疏、释,而不许进行评论。李贽却一反儒家传统,与孔孟之道“作对     

论李贽《四书评》的文学化批评倾向

与正统经学家对《四书》的注疏不同,李贽的《四书评》整体上呈现文学化批评的倾向。“去经典”的经典态度意味着李贽从新的角度对儒学经典作出自己的解释。托经抒意的批评旨趣激活了文学批评主体的参与性和创造性,其突出表现为批评者对原创文本的改订。文学化批评的倾向主要体现为:突出批评主体的精神体验;关注行文(叙事)技巧和人物;注重文学的审美鉴赏性质。     

《四书评》评注选

为了满足工农兵的需要,深入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五一○三四部队、河北大学《四书评》研究小组,对李贽的《四书评》作了全部注、译和说明,取得了初步成果。现选取一部分介绍给读者,以后将陆续选载。     

以佛诠儒 返本归儒－－论袁宗道对“四书”的诠释

袁宗道是公安派中的首开风气者 ,他通过诠释“四书” ,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凭。与李贽及袁宏道的“狂禅”气象不同 ,袁宗道诠释“四书”虽出入佛禅 ,但归本于儒。他与宏道和而不同的学术取向 ,体现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宗道的“四书”诠释 ,对张岱的《四书遇》亦有启迪     

何者为《水浒传》李贽评本真迹?——与朱恩彬同志商榷

随着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小说理论先驱的思想家李贽的《水浒传》评点也更加为人所注目了。但关于《水浒传》李贽评本的真伪问题,却长期存在不同看法;而要研究李贽的小说理论及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确定其真评则是第一位的工作。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有重要意义的。朱恩彬同志在《李贽评点的<水浒传>版本辨析》一文中,肯定容与堂刊本(以下简称“容本”)李评是李贽真迹,袁无涯刊本(以下简称“袁本”)李评则是伪托。所论尚值得商榷,特提出不同意见。     

试论《四书评》中的《论语》评点

《四书评》是一部重要的经书评点著作,其中《论语》评点充分体现了评点者的评点特色。评点者对孔子推崇备至,但绝不迷信孔子,有时甚至调侃孔子。评点者在评点《论语》时十分关照现实生活,以古思今,托经言志,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评点者对于《论语》的章法结构和人物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体现了评点者的文学审美趣味。     

《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

《儒林外史》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一开始就借王冕之口批评明太祖“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的制度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儒林外史》第一回)其实王冕此时已经逝世,并没有说过这个话,而是作者虚构的。作者是个考中秀才后不愿继续应考的大家公子,他看不惯那些通过科举来追求功名富贵的“儒林”中人因而写了这部小说。他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文行”并重,而八股文标榜解释经典,“代圣贤立言”,实际上是肢解儒家经典语言,抽去儒家“文行”并重的核心思想,从而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败     

张载学术生命的再现——评龚杰《张载评传》

西北大学龚杰教授的《张载评传》一书,作为中国思想评家传丛书之一,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专著,以其笃实严谨、体大思精、史论结合、考释相兼的学术品格,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之林,增添了一棵枝繁叶茂的新株。１．张载学术背景的全新展示　关于张载的学术渊源,长期以来学术界沿袭王夫之的观点,视张载之学为易学。这种看法,影响极为深远,几成定论。而《张载评传》却别开生面,提出张载之学源于“四书”,张载是北宋新兴的“四书学”的创始人的新见解。在作者看来,四书学的兴起乃是北宋初期文化格局的重要特征,也…     

肇庆学院学报2006年第27卷总目次

第1期论李贽《四书评》的文学化批评倾向………………………………………………卢永和(1)浅谈“林译”小说的时代文化特色……………………………………………………杨红军(5)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语言………………………………………………………………杨素秋(9)艾米莉·勃朗特的自恋倾向……………………………………………………………董春萍(12)“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评电视剧《冼星海》的艺术创作……………………………………………………张仁香(15)论行政许可违法及其法律后果…………………………………曾洁雯(…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缘情”与“反讽”:重评《干校六记》

中国古典文论向有“缘情”之说,如“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汉书·翼奉传》)、“文,心学也”(刘熙载《游艺约言》),意思是诗文创作应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又认为“情”最好“以悲哀为主”,并当有所节制;如“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以及“哀而不伤”(孔子《论语·八佾》)、“怨而不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等,历代有论。推之于诗文评,即是     

上博馆藏楚竹书《诗论》作者研究综述

自《孔子诗论》(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出版以来,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整理者马承源先生认为这部竹书是孔子授诗记录,定名《孔子诗论》。学者们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述者搜集刊物和网站发表的文章,归纳整理,将有关《孔子诗论》作者的观点综述如下:(一)孔子说王齐洲教授在《孔子、子夏诗论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一文中,比较传世文献与《孔子诗论》对具体作品的评论,认为竹书《诗论》的立场和方法与孔子较为一致,竹书定名为《孔子诗论》是合适的。王教授引用竹…     

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篡辑的。这个巧伪人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与《五经》相提并论成为儒家的经典,并将他把孔孟之道加工为“理学”的毒汁,灌注其中,作章句和集注,编成《四书集注》。     

论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及其实践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他在《论语·为政》中提出教育学生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种思想后被南宋大儒朱熹总结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四书集注》)即“因材施教”的原则.“因材施教”是孔子根据他的学生的不同的经历、特点、性格、志趣、爱好、才能等等具体情况和需要,实行不同的教育方法,加强个别指导,克服缺点,发扬优点,把他们培养成为能发挥各自专长的人才.这是孔子对商周以来传统的死板的教育方式的重大革新,也是他多年教学的重要经验,值得我们珍视.     

张载的“四书学”

张载是北宋思想家，“关学”创始人，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张载之学是易学。不可否认，张载受了《易》的相当影响，但作者认为，他主要是依据儒家经典中的《四书》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因此，张载之学是“四书学”，而不是易学。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老残游记》清官批判思想之探源

刘鹗自称 :历来小说“有揭清官之恶者 ,自《老残游记》始”。其实 ,《老残游记》对清宫的批判 ,一源于司马迁《史记》以及历代史书中的《酷吏传》 ,一源于李贽评点杨慎《党籍碑》之文章。李贽“君子而误国”、“清官之害大”的思想 ,以及对程朱理学的非议 ,对《老残游记》影响最为显著。     

“第一要有功于世道人心”——《卧评》论小说的首要审美标准

自李贽提出“五大部文章”说,肯定《水浒》为“发愤之作”,乃“天下之至文”;金圣叹誉《水浒》为“第五才子书”并细加评赏后,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时代,我国古典小说创作达于高峰。稍有识见者,都或深或浅地体会到了小说的礼会作用,进步的理论家们似乎不必再为小说之是否“可观”多费口舌,而可以集中笔墨从不同角度去为中国小说美学破土奠基了。《卧评》就不再论及小说的地位问题,而直接把《外史》看作《史》、《汉》一样的不朽著作进行研究。从《外史》出发,又论及小说的审美标准问题。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从圣王到圣人——从孔子作《春秋》看孔孟的人格建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孔子是否为《春秋》作者的问题存有争议。笔者依据现有史料试图通过逻辑推论的方法证明孔子确为其作者。文王之后,其子武王与周公分别继承“君”位与“师”位。孔子认为“师”,而非“君”才是“天命”的承接者。基于此,自视斯文在兹的孔子受命而作《春秋》,经此“僭越”完成了对传统“德行—政权”二元结构的改造,一个“德行—人格”的新结构于是诞生。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辨析“师”与“臣”的身份差异,强调了“师”高于“君”的地位。同时,他将孔子推上了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的高位,以彰显其作《春秋》的历史意义。通过圣化孔子,孟子建立起一个超越政权与道德束缚的“最高人格”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