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所有权思想历史变迁与我国土地 财产法发展趋势

人类历史上的财产所有权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二战前 ,为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轮回时期 ;二战后 ,进入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调和时期。当前 ,我国财产权思想应由团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调和时期。基于此 ,文章对我国土地财产法 ,特别是土地用益物权和土地债权的发展趋势 ,进行了分析。     

宪法基本权利之第三人效力

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能否直接适用,在西方先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学说,从传统的"无效力说"到德国的"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以及美国的"国家类似行为说",它反映了立宪主义的发展过程.借鉴各种学说,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应可适用于私法领域.     

论儒学合理群体主义

儒学道德精神基本价值观可概括为"合理群体主义",它是达到义精仁熟之高境地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它体现了不平等中的平等精神、诚正无私的爱心和对独立人格的颂扬。倡导合理群体主义,就必须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但是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对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思想进行简单否定,也不是在实践中彻底拒绝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因为个人主义包含着诸如追求个人幸福、平等和自由,个性发展与完善,人格独立的合理因素,这些都要予以肯定,使之成为合理群体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合理群体主义是建设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新文化新道德的基本点,也是人类文明与幸福、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思想保证。     

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

就当今时局和"依宪治国""法治国家"话语而言,中国的政治宪法问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治宪法学要有所回应,就要先厘清政治宪法学阵营内部的主题逻辑。政治宪法理论有两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前者又称为政治立宪主义。政治立宪主义以英国的立宪历程及其宪法学为学理的渊源主流,兼采美、法、德、日等各国的自由立宪学说;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以前一度都很有市场,其代表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和当今中国推动宪法学"价值中立"的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在解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之争的交错叠合之后,中国政治宪法学就名正言顺地归宗到政治立宪主义,研究古今之变之后的现代中国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     

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宪法的规范、现实与历史

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是两种不同的宪法(史)学的研究范式,但它们其实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立宪主义,故不妨将它们称作"两种范式,一个目标"。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它们有着迥异的方法论基础,规范宪法学以超验的"人格主义"作为价值前提,在其他方面则恪守法教义学的基本方法。而政治宪法学则认为宪法的规范效力不来自于法律体系自身,因为法律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规范生成于现实,而现实则生成于历史。换言之,政治宪法学认为,只有回归于"早期现代"的宪制发生学,才能真正地理解宪法规范,并赋予其以"规范主义"的意义。     

住宅权宪法保障的类型化分析 ——比较法的视角

纵观世界各国宪法,住宅权宪法保障范围包括:生活住宅与商业住宅,固定住宅与移动住宅,个体住宅与集体住宅.不同类型的住宅,其受宪法保障的力度存在差异.在美国,除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对生活住宅的搜查一律适用令状主义原则:对刑事搜查适用严格的令状主义原则,对行政搜查适用相对的令状主义原则.商业住宅、移动住宅虽然也受令状主义原则的保护,但存在广泛的例外情形.行政机关可以基于"最密规范行业理论"、"机动理论"分别对商业住宅、移动住宅实施无证搜查.集体住宅因存在数个权利主体,其令状主义原则的例外情形存在特殊规则,美国联邦法院适用"共同权限理论"解决第三者同意搜查的问题.     

我国宪法中的税收法定主义和现实考量

我国宪法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但在现实中税收法定主义的实施情况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数量不足、税收立法权的授权不规范、税收立法权的划分缺乏法律标准.贯彻落实宪法确认的税收法定主义,能解决税收立法混乱所带来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预算浪费等现实问题..     

整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体本位价值观新论

理性个人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有别,其理性特征表现为遵守法律、享受由法律限制并由法律保障的个人自由.在理性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出于人们的自觉选择,社会公德和对共同体的深厚感情也能产生.整体主义容易产生的弊端是形成依附性的人格,但作为生存策略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须的.     

宪法财产权主体论

宪法上的财产权是社会中自治的人所享有的人权,并非法律上一切人格体瓜分和控制经济价值的形式.不应概括地把承载公共使命的法律人格视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政府享有作为公共权力的财政收支权,而不是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意志相对独立的国有企事业可以被界定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但只应在一定范围内追求和享有财富.把握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是科学理解宪法上的财产权的基础,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改革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提.     

美国宪法解释的新转向 ——非原旨主义方法探究

在美国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中,原旨主义和非原旨主义是相互对应的解释方法.在美国宪法发展的初期,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受到了大法官和学者的推崇,成为主要的宪法解释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忽略了社会变迁的现实而逐渐失去了主流的地位.相应地,关注于公民权利保护的非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尊重个人权利的宪法条款需要在社会的发展中回应不断发展的权利需求,这是非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     

一样的宪法,不一样的政治--《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之分析

对陈端洪的《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一文的分析和解释。在陈文中,宝贵的实证主义立场与令人费解的神秘化倾向相互交织,引发了学界不少的批评或误解。首先批评了该文的神秘化倾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作为制宪权的主体""立宪时刻是神圣时刻"和"民主与专政也辩证地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之类的模糊费解的表述,然后努力穿透该文的一些貌似不一致的表述,以理解其政治宪法主义。陈文的贡献是解释宪法生动的政治内涵,探明宪法不能司法化的实质原因,指出中国宪治道路的特色。陈端洪强调"政治本身就是宪法",但这不表明他认为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合宪的,它只表明,陈端洪认为作为宪法内容的某种意志的落实和更新是政治性的。其所谓的五大根本法是对宪法现实的理论描述。这种描述服务于某种规范目的,但并不必然代表作者本人的规范立场。在陈的政治宪法主义中,"政治的"是力量的,政治宪法主义呼吁新的社会动力以推动目前的政治体制的硬球,并要求把这种新动力传输到体制内部,把它转化为内部常规要素;"政治的"是结构的,政治宪法主义要用新的政治结构来确保权力的责任。     

布坎南的宪法思想评述

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布坎南深入研究宪政、民主、自由和人权诸问题,形成其独特的宪法思想。布坎南独特的宪法思想对于正在迈向民主与法治的中国不无借鉴意义和教益。     

“八二宪法”与中国宪政转型——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司法宪政主义以美国模式为典型,逐渐扩展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宪法实施模式。中国"八二宪法"建立了宪法的政治实施模式,但未充分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宪法学界效仿美国宪法学,以"齐玉苓案"为契机,推进"宪法司法化",却遭遇根本性失败。通过对中国宪政模仿"司法宪政主义"的这次失败经验进行考察与分析,对相关思路与理论基础进行检讨,可将中国宪政转型的困境归结于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一结构蕴涵着中国百年宪政进程的丰厚政治遗产,构成型塑中国宪法权力结构并直接决定基本权利之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的"根本法"。中国宪政转型的真实命题可界定为如何促使这一"政治宪法结构"根据人民主权的根本原理获得理性化与制度化。     

论宪法解释的人性基础

依法治国是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法治首先表现为宪政。维护宪法的相对稳定性价值、绝对至上性地位进而树立宪法权威，是宪政制度设计的内在要求和逻辑结果。在宪法变迁过程中，现代立宪主义国家在作出是否修宪的决定时无不保持高度审慎和克制的态度，并以穷尽释宪可能性为必要前提。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教育经费规范在近代中国宪法中的沉浮

近代以来,教育经费规范逐渐浮现于中国近代宪法文本中,这一态势持续到1949年.这一现象反映了严格规则主义对中国宪法的影响,折射出围绕着教育权保障所展现的各方利益冲突.这些刚性的操作性规范力图使保障教育权的理想和现实得以统一,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能在合法范围内争取教育权益;但是规范和现实的落差既暴露出以严格规则主义宪法治国的伤痛,也说明了宪法并不代表宪政.     

我国宪法解释的权属分析

在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样享有宪法监督权,但宪法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而对全国人大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法无授权即无权"的公权力原则,应该认为全国人大不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问题在于,全国人大在行使宪法监督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一定的宪法条款作出说明,以此作为判定争议的法律或行为是否构成违宪的依据,实质上是在进行宪法解释.为化解这一矛盾,有必要结合我国的宪法体制,从理论上将宪法解释区分为作为宪法解释制度的宪法解释与作为宪法监督方式的宪法解释两个方面,并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分析.     

宪政视角下的宪法工具主义误区及其克服路径

我国宪政史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历程,宪政发展的道路异常曲折,特别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屡屡遭到巨大的挫折。宪法工具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始终将宪法、宪政制度作为工具而非价值追求是造成中国宪政发展异常命途多舛的重要原因。面对新时期的宪政建设,分析宪法工具主义的产生原因避免陷入宪法工具主义的误区应当做到：坚持依法治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培养公民的宪政信念;宪政发展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     

论人民权利的立法价值取向转变——从“五五宪草”到《中华民国宪法》

民国宪政道路比较坎坷,从"五五宪草"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关于人民权利与自由之争,体现了立法价值的进步。"五五宪草"制定过程中,吴稿与张稿之争体现了不同的立法出发点,最终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选择了吴稿,体现了宪法间接保障主义的精神,但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却选择了自由主义倾向的宪法直接保障主义,而从限制主义到宪法保障主义也是宪法制定中最有争议议题。其转变虽然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立法者对宪法中人民权利认知的深入,是时代的进步,意义深远,对当下宪法公民权利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宪法与人权的关系--兼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的价值与缺憾

宪法修正案二十四条"人权人宪"条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宪法发生史来看,人权是宪法的起点和归宿,宪法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实证法分析,绝大多数宪法都将人权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我国修宪前存在着人权保障取得巨大进步和宪法文本不够协调等问题."人权入宪"将使宪法价值目标更加明确、人权规范逻辑体系更加严密、权利内容体系变得开放完整,使宪法和人权满足了各自理想的价值诉求和制度表达,实现共同进步.同时,修正案第二十四条不能成为基本原则条款略显缺憾.以修宪为契机,研究解决由法律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中的各种问题是目前亟待完成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