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从“象”“像”的区分看规范化知识的教育和普及

在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前,“象”和“像”本来是两个字,用法不同。此后,“像”被当作“象”的繁体字处理,“好像”“像……（一样）”等的“像”都被简化作“象”了;只有在两个意义可能混淆时才使用“像”字,如“肖像”“画像”等。在以后的30年中,可以说,“象”和“像”基本上不分了,都写作“象”。但是,1986年6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时,对个别字的调整有一个说明,其中“像”字又不再作为“象”的繁体字而重新使用,“象”和“像”的使用又恢复了原来的分工。据此,在“好像”“像……     

《金瓶梅词话》中的时间、处所、方向类介词初探

《金瓶梅词话》中表时间、处所、方向的介词有“在”、“到”、“于”、“打”、“向”、“自”、“从”、“往”、“至”、“望”、“朝”、“比及”等12个。这些介词的一些用法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但更多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而由别的介词承担了。     

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看"给"对"与"的取代

在对《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里出现的 2 0 95例“给”字句 ,和可与“给”字互换的 5 6 8例“与”字句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论述了“给”对“与”的取代原因。认为“与”在动词介词中表现疲弱 ,而“给”的表现则很强劲 ;“与”在弱化了的动词中表现亦不如“给”。这使得“与”在各方面都丧失了与“给”的竞争力 ,最终被“给”取代。     

《黄帝内经》与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

《黄帝内经》阐述了饮食营养的重要意义 ,强调“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及饮食营养在预防医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膳食结构上 ,提出了“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 ;在消化生理上 ,提出了“脾胃学说” ;在食物性能上 ,提出了“气味学说” ;在饮食养生上 ,提出了“调和阴阳”、“谨和五味”、“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基本法则 ;在疾病的治疗上 ,提出了“食疗学说” ;在疾病恢复期的饮食营养上 ,提出了“食复学说” ;在养生食疗上 ,提出了“食忌学说”等。所有这些论述都为中国传统饮食营养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数，不可貌相——《倒数的认识》教学谈

课始,我一言不发在黑板上写了“吴”字,学生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用惊奇的眼神看着我。接着,我在“吴”字的右边画一个“→”并写下了“吞”字,这下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笑了,感到很有意思。我又写了“呆”字,学生很快地说出了“杏”字,看来学生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开始讨论起来,争先恐后地说着:由→甲、士→干……课堂顿时热闹起来了。平息了课堂的骚动,转入正题。“同学们,在数学里也有这样特点的两个数。”我话还没有说完,就有几个“小机灵”抢着说出了“倒数”。我便在黑板的中上方写下了“倒数”,顺利地实现了由“倒字”到“倒数”的切…     

“替天行道”剖析

在以赵宋王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争斗中,饿狗宋江被“在朝”的“地狗”暂时咬出了行列。这个“无处容身”的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为了“权时避难”,俟久后“朝廷招安”,再“尽忠竭力报国”,不得不上了被他认为“造恶甚多”、“误犯大罪”的梁山。宋江上梁山后,为了向地主阶级的头子——皇帝老官表白他“忠心不贰”,不仅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替天行道”的政治口号。     

元儒程端学论《春秋》“小义”与“余义”简

元儒程端学除了对《春秋》“大义”进行了详尽的阐发之外,还提出了“小义”与“余义”的概念,他认为《春秋》“大义”可以兼说“小义”,“正义”兼说“余义”,而“小义”与“余义”则不可兼说“大义”与“正义”,另外,他还提出了处理“大义”与“小义”的态度。这就丰富了《春秋》之“义”的概念与内涵,在《春秋》学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实现翻译教学中“学”与“术”有机统一的思考

“学”与“术”在翻译教学各环节中本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在现实的翻译教学中却存在“学”与“术”分离的现象。针对此现象,本文分析了翻译教学中“学”、“术”分离的真实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学”与“术”有机统一的对策。       

“气质”与“气质之性”——陈淳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之异趣

“气质之性”说起于张载、程颐,朱子一方面从“气质”的角度承袭了张、程的“气质之性”说,另一方面又对“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其论“气质之性”,所着眼的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张、程所说“气质之性”的对立面,即本然之性上,认为“气质之性”不过是本然之性夹杂了一些气质而已。而到了朱门高弟陈淳那里,朱子的这一学说亦被悄然修正,朱子在“气质之性”中占主导性的“理”,在陈淳那里再次被转移到了“气”上。     

考“尚”

“尚”是一个本义失落的字。在古文中,“尚”、“上”相训,二者都是指事字,在“高”、“尚”、“上”三者比较中,“上”又是“尚”的亚状态,它仅仅指地平面上的物,后成为一种泛指,初义比“尚”又低了一个层面,但二者的确指性都是明了的,虽然高度不同,一在屋脊之上,一在地上,但上部的位置都是一致的,故而能互训。明白了“尚”的高度性指示性质,由“尚”转化的意思就比较易于理解了。     

惊悸的梦魇--以"家"为视角透视"京派"小说和鲁迅小说的文化反思态度

鲁迅是站在“时代”、“社会”的背景上来揭露“家”的本质,并且籍此强烈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这是“五四”的精魂与血脉,丰富和完善了我们的精神资源与文化资源。而“京派”小说家明显背离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与灵魂,抛弃和拒绝“时代”、“社会”,把“家”的外延缩小和简化, “单亲家庭”的模式改写了“家”的本质,从而偷偷地置换“五四”仁人志士的追求与理想。传统文化成了“京派”小说叙事的唯一动力和最高主题,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明显不适宜,其反动性不可低估。     

四川话的“倒”和“起”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时态助词“着”、“了”、“过”,附在动词后面出现,表示动作的持续进行、完成或者过去。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里把“着”、“了”、“过”称作(动词的)“形尾”,并且追本溯源,指出它们都是由动词虚化而来。 王力先生认为:“着”和“过”都来自表示动向的动词,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动词的形尾;而“了”从动词“终了”虚化为形尾并且得到普遍应用的年代较前两者还要早一些。     

普方古视角下的“了1”“了2”“了3”研究

目前语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把“了”分为“了1”“了2”,“了1”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一般认为是动态助词;“了2”用于句末,表示语气,是语气词。但在临淄方言中,“了”却呈现为三分样态,无论在语音形式还是语法功能上,都有不同的特点。现代汉语其他方言和近古汉语也都有支持将“了”三分的语言例证。最后,我们倾向于普通话的“了”也应该三分。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论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在大陆经历了从以文言为正统到以白话为正宗的质的、根本性的转变。在确立了以白话为正宗的语言观念的前提下,大陆文学的语言观念基本上经历了从“先锋”到“通俗”,由“通俗”再到“先锋”,最后“先锋”与“通俗”并立互补的发展轨迹。在台湾,在以白话为正宗的语言观念兴起之后,台湾文学的语言观念还经历了从“日语”向“汉语”的转型,“先锋”与“乡土”二元共存、互渗兼容的发展道路。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有关“差不多先生”的联想

“差不多先生”,1942年诞生在胡适笔下(见《差不多先生传》)。他是懒人的代表,办事粗枝大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思想却很不细密”,办事很“不认真”。让他买红糖,他买成了白糖;让他记账,“十”字写成了“千”字;要他请“人医”王医生,他却请来了“牛医”汪医生……在他看来,“红糖”与“白糖”,“十”字与“千”字,“人医王医生”与“牛医汪医生”,都是差不多的,无碍大局。“差不多先生”虽然早已寿终正寝,但他却子孙满堂。今天仍有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差不多先生”。北京某医院的一名医生就是一个“差不多先生”。他给一位患了…     

“第二个结合”的互相成就意蕴探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积极的、生产性的重大实践,其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主要表现在“结合”使“外来的”成为“中国的”,成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使“传统的”成为“现代的”,成就了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使“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成就了世界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互相成就”的角度研究和阐释“第二个结合”,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论"信"

“信”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朱熹在探讨“信”、“诚”、“忠”的基础上,分析了“信”的内涵,论述了信在为人、交友、治国等方面的价值,并指出通过“体信”、“言行相顾”等途径达于“信”,实现对“天之道”真实无妄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