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郭沫若“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美学观

郭沫若不仅以其辉煌的诗篇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以其卓有见地的诗论为中国新诗美学的建立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诗论内容丰富,有着一以贯之的美学主张.一九三五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郭沫若)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郭沫若时代及其诗美觉悟

1919～1932年是新诗四时代链条上的郭沫若时代,郭沫若、闻一多是其标识诗人.这一时代的诗美创制表明了新诗从"真"到"美"的觉悟历程.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与新诗范式问题

郭沫若当之无愧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论文试图从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的以感情为诗本体、以自由诗为诗体的诗歌,分析中国初期诗人及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对诗歌形式、本体的言说方式下的历史功绩和艺术过失。     

从《战声集》看郭沫若新诗审美要求的变化

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新诗,在“五四”诗坛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映耀着整整一个时代。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整整十年间,埋头于古代史的研究,他笔下的诗流壅滞了。“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沸了郭沫若胸中的热血。他别妇抛雏,只身逃回祖国。诗情又在他身上汹涌起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写了将近30首诗,合成《战声集》出版。这是新诗巨匠郭沫若诗笔冰封了十年后的解冻,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注意。但是,它们当时远远没引起如《女神》那样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也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这个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论郭沫若诗歌的现代形态

郭沫若的诗歌对新诗的贡献是很大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缺点,这是毋庸置疑的.文章从郭沫若的诗歌现代形态入手,主要谈了郭沫若以冲突性为基础来构建其诗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以及郭沫若诗在格律、意象和诗歌的整体性等方面对现代形态的革新.     

论闻一多爱国诗

在中国新诗史上,闻一多先生的地位虽然难以超越郭沫若同志,但就爱国诗而论,则郭难以超越闻。这里,我想专就闻先生的爱国诗(不包括如《园内》、《南海之神》这样有爱国因素并不以爱国为主题的诗),作一探讨。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论郭沫若诗歌的现代形态

郭沫若的诗歌对新诗的贡献是很大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缺点,这是毋庸置疑的.文章从郭沫若的诗歌现代形态入手,主要谈了郭沫若以冲突性为基础来构建其诗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以及郭沫若诗在格律、意象和诗歌的整体性等方面对现代形态的革新.     

新诗的传统与新诗作为传统

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女神》的现代宇宙观

郭沫若在<女神>的创作中,突破中国传统的感知天地宇宙方式,以现代人的生命体验表现了一种新的现代宇宙观:宇宙是奔腾不息、永恒创造的;宇宙是不断直线向前发展的;宇宙与人是和谐的.这种现代宇宙观为以后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新的表现领域,为新诗的现代化注入了新的诗质.     

捧读穆木天的诗论与诗评——一封关于诗歌评论的公开信

立立同志: 你好!多谢你几次寄来你父亲穆木天的遗著《穆木天诗选》、《穆木天诗文集》以及你母亲彭慧的遗作《不尽长江滚滚来》,捧读之余,使我深受启迪;又读到你两次寄来你父亲所写有关我的诗和诗集的评论文章,更使我深受感动。大家都知道你父亲穆木天同志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启蒙诗人,是中国诗坛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有深刻修养与敏锐目光的诗歌评论家。他所写的《郭沫若的诗     

艾青新诗美学思想初探

七十年新诗发展的历史,从草创到成熟,到新的崛起,经验和教训同样引人注目。艾青的道路,终于到达了中国现代新诗成熟的顶点。为“人民诗人”,为“泰斗”,艾青的新诗创作实绩继郭沫若而起成为又一座高峰,艾青的新诗美学思想作为他创作的指导,其探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1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成熟期的突出代表,艾青的诗以其伟大的艺术成就,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开拓了一条道路。艾青的创作生涯,从大堰河时期到唱“归来的歌”,继续了半个世纪。其间关于新诗的理论探讨。辑有一部《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四十年代出版的《诗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后期一些理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一座诗的丰碑——为《朱英诞集》问世而作

<正>像波兰作曲家萧邦在西方音乐史上以"钢琴诗人"名世一样,朱英诞这个名字,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就意味着诗。自1933年在报刊发表新诗《印象》起,至1983年创作最后一首新诗《飞花》后不久谢世,朱英诞的写诗生涯长达整整半个世纪。他一生留下了三千多首新诗,一千多首旧体诗,可以说是以诗始,也以诗终。他曾自称"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但他以他自己与众不同的诗,新诗和旧诗,还有同样与众不     

格律诗的"自律"与"共律"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新诗:困境、根源和出路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从废韵到复韵--戴望舒创作的否定之否定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郭沫若爱情诗的审美趋向及其缺陷——兼及郭沫若诗创作的一些美学特征

郭沫若以爱情诗创作走上新诗坛。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他说:“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指安娜——引注)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这些诗作于1916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新情诗。1925年,郭沫若创作爱情诗集《瓶》,这是他另一段浪漫而没有结果的爱情插曲的收获。《瓶》含序诗共43首,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纯爱情诗集之一。据作者说:“《瓶》在写出的当时自己颇适意”,发表后被吟诵一时,诗人蒲风称誉为“中国诗坛的空前的抒情长诗”。《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