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研究的分层与深化——对乡村政治研究的一项初步分析

村治即村级治理。村级治理是指村庄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因为村庄公共权力的产生方式及其性质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村治研究事实上也就是对村庄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作(组织、管理与调控的方式及过程)的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以《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为主导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了“乡政村治”的框架1,但是,当前村级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理论界对村治的研究远未形成共识。对村治研究…     

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庄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能人型村治模式的崛起和转换

一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懂经营、善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超凡能力并经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人士在农村迅速崛起，并随着农村民主政治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而逐渐进入乡村公共权力领域，成为社区的领袖人物，并由此形成能人型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村级治理主要依靠一个或几个具有超凡能力的能人指挥运作，民主化、制度化程度较低。从公共权力运作的角度看，这一村治模式具有权威强大、权力集中、威权治理等特点。它主要依靠能人的超凡能力，突出能人的特殊作用，在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体现了其独到的优点和长处：（１）决策迅速。…     

村治运作中政府的“监督”与干预

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 ,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即乡政基层政府是村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者 ,而不是领导者。但在实际的村治运作中 ,政府却往往干预过多、过深 ,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     

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农民的经济分化。受此影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富人治村的新的治理景观。富人治村既是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的产物,又是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安排尤其是党建指导思想促成的结果。富人治村具有局部的合理性,同时,富人治村可能带来严重村庄政治排斥。在取消农业税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应该主要是发展基层民主,而不是求助于富人治村。     

典型民族宗教村落社区权威变迁解析--以河南省孟州市桑坡村为例

桑坡作为一个以传统皮毛加工及伊斯兰信仰为特色的中原回族村庄 ,建国以来其村庄治理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较为典型的变迁期 :一是国家权力的控制性介入与文化断裂期 :二是国家权力的建设性介入与社区全面发展期 :三是在新的宏观社会背景下 ,社会组织力量竞争性互动与村治重建期。在这一过程中 ,国家权力、宗教权威、新经济权威这三种原在及新生的社区权威在错综复杂的相互矛盾和抗争中互动、融合、博弈、共生 ,以求最终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规制下的新村治的积极重建。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分权式治理何以形成——对粤、川、鄂、鲁、湘六类村庄的观察和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种分权趋势,即在原有的"村支两委"共治下出现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份社、经济合作组织等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分享村庄治理的权力,形成了分权式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主要源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农民参与以及政府引导。不同类型的分权与民主的关联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分权、社会分权有助于民主的成长,行政分权有助于制衡,但其对民主的作用暂时没有显现。     

制度变迁中的信任问题——对鄂西两村村治实践的调查分析

一、研究角度及理论构建纬度村治即村级治理 ,指村落公共权力对社区内部公共资源的调配和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协调。目前的村治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 ,即对村治功能 (规范功能 )的研究 ,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以及村治对策的设计 ① 。作者认为 ,当下的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多是站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及其转轨的视角上对村治功能和村治对策进行探讨 ,缺乏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细致考察 ,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对乡村社会已存在的本土资源的尊重和利用 ,使村治难以找到一个乡村社会的生存基础 ,不得不靠国家权力来维持。本文要引入的概…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与全国推广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乡村文治、德治、礼治、自治的集中展现，具有客观存在与现实推广的合理性。其丰富内涵构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验系统：乡贤文化认同与现代乡贤培育使得乡贤参与治村成为可能，乡贤的充分参与初步实现了村庄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治理，“X+乡贤”多重运行机制下现代化村治格局得以初步建构。三者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亦即参与前提、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乡贤治村的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结晶与创新，是历史传承、时代需求、村治优化三重逻辑共促下的一种必然。它在全国的推广、再发展、再创新，顺应了村庄善治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村庄治理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经过20多年的变迁,我国的乡村治理已进入权威性统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型的变革时期.然而,村民自治制度在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其中,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十分困难的现实问题.即受计划经济以及传统行政命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村两委会之间出现了职责不清、争权夺利、相互推诿等不协调现象.经过调研分析我们认为,要实现协调只有采取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村庄多层次分权治理模式;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构建相互制衡的村级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积极推动村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化建设;积极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等对策,才能更好地实现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关系的协调.     

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福州3镇6村的调查

村民自治成为村级治理既定的形式,村党组织直接参与村民自治的各项活动,镇(乡)党委政府是村民自治的组织者。本文把村党组织的发展与完善纳入村民自治的范畴,在全面考察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村庄经济、村庄权力结构、村庄宗派及村庄文化与历史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提出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的具体建议。     

徽州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以绩溪县宅坦村的调查为例

本文以一个徽州村庄的个案调查为基础,从徽州人的性格、民间事务、公共事务及村级治理等政治社会层面,讨论了所谓徽州村治模式的悖论,即徽州村治中,村干部的公权力受到强有力的监督,但村民搭便车行为却无法约束,因此造成村庄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试图通过引入对积极分子和钉子户的讨论,对徽州村治模式的悖论做出解释,推导出徽州村治模式的基本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村务监督是贯穿于村庄治理运作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后陈村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村的要求,在政府推动下率先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1)推进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2)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3)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4)创新了监督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导入和运作,明显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改善.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村务监督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形变.     

乡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Y村的调查

分析陕西Y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过程可见,乡村政治精英权力的变迁一般经历三个阶段：权力建立阶段——身份性权力、权力发展阶段——能力性权力、权力强化阶段——契约性权力,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导型权力的阶段性、各权力类型的相互依存性及角色转换和权力变迁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体制的安排、资源配置方式、乡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精英个人因素等,其权力变迁与村庄发展相关,实践逻辑包括：规范政治精英的权力变迁,发挥它在村庄发展中的具体功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加强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监督力度。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本文按照经济社会分化水平与社区记忆的强弱 ,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并构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工具。文章重点讨论了非体制精英在四种理想类型村庄村级权力运行中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村民自治制度下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潜力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最后 ,作者指出 ,随着缺乏分层与社区记忆偏弱类型村庄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些村庄中进行村级权力合法性建设 ,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课题     

乡村组织的运作逻辑与村庄民主建设的治理方向

在国家行政体制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组织呈现出"策略维控—能人治村"和"发展主义—富人治村"两种运作逻辑。这种"能人"、"富人"治村的现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导致村庄寡头政治,从而对村庄民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形成阻碍的隐患。为纠偏并更好地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应逐步推动乡村组织治理转型和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