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与可法:"钱基博、李详之争"与桐城派批判

1929年,李详与钱基博展开了一场关于桐城派的论争,将古文阵营内部对桐城派批判的分歧呈现了出来.李详持反桐城派立场,钱基博主张拓宽桐城义法,他们代表着从晚清到民初为"文白之争"所掩盖的古文内部分歧.不过,这场论争也达成了关键的共识,他们都认为林纾之文不属于"桐城嗣法".这为钱基博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李详之文的材...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从尺牍交往看张裕钊与吴汝纶对桐城义法的因袭与突破

清末古文殿军张裕钊与吴汝纶尺牍交往频繁,围绕桐城义法,提出一些新见。张裕钊、吴汝纶继承姚鼐等人"因声求气"理论,提出"以意摄气"说,古文声气理论得到系统总结。针对桐城义法"雅洁"说,张裕钊、吴汝纶以"健"代"洁",形成"雅健"说。吴汝纶接受张裕钊的建议,从"务为雄奇"转而"抑为平淡",刚柔相济,进一步丰富桐城派风格理论。张裕钊与吴汝纶的尺牍交往,在继承桐城义法的同时也对桐城义法有所突破,扩大了桐城派在畿辅的影响。     

西学的输入与晚清古文的新变——郭嵩焘外交日记《使西纪程》的文化解读

文学、文化与古文辞的互动,在晚清发生了深刻的裂变。日记作为古文的变风变雅,晚清桐城诸家情有独钟。作为其代表人物,郭嵩焘既是古文高手,又身兼洋务大员和首任钦差使臣。他放大、扩容古文而写就的外交日记《使西纪程》,以西洋新知与洋务理念替换了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标示着古文随着"西学"的输入自身发生了深刻的新变。由于其真实、理性、高雅,具有权威性、思想性和可读性,厚重的文化份量由此震撼了晚清帝国。但亦因此文字贾祸,负独醒之累。     

传义法与笃师说:桐城文派传衍初期的不同倾向

姚鼐古文理论不尽主于义法,其标举桐城文统亦有学术、文章两层意涵,因而姚门弟子对桐城文章的阐扬各有侧重,这也造成桐城文派传衍的复杂情形。吴德旋囿于义法,以归、姚为正体,走上偏狭一路。陈用光申发姚氏兼重义理、考据、辞章之说,以学助文,持平汉宋,古文理论更加通达。这两种倾向共同作用,使古文正统渐归桐城,同时异趣者亦被排除在外,其与阳湖文派之互动最为著例。在这一过程中,桐城文派的学术色彩逐渐剥落,而文学流派特征愈发显著,此间可见文学流派传衍的不同面向,以及文学史"过程"的丰富意涵。     

辞笔醇雅声光骏发--概论薛福成的散文创作

薛福成散文根柢桐城,师从湘乡,是晚清时期一位毕生致力于"经世要务"、而非专注于所谓"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在思想上体现了爱国自强的历史背景,在文学上突破了桐城古文的传统藩篱,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创作成就对后世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影响非常之大.薛福成的散文是桐城古文向新体散文过渡的中介与桥梁.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吕璜与粤西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大师梅曾亮曾说 :“文章其萃于岭西乎 ?”对粤西桐城派古文作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广西为桐城派发展史中之重镇 ,吕璜是粤西桐城古文第一人 ,是他最先将桐城派古文传入广西 ,本文以吕璜的文学活动为线索 ,略述粤西桐城派古文的兴起发展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外交实录与古文新变——以薛福成出使日记为中心

作为外交实录,薛福成《出使日记》乃有意立言之作。其翔实的西洋新知,应时之需,不仅扩大了晚清国人的文化视野,更有益于士林思想风尚的转换。而其自备一格的无意为文,乃古文之变风变雅,在延伸桐城古文清通之实用性的同时,由文道之变,更昭显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论陶渊明的"真"

文章评述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指出其核心所在是一个"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