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国际航空责任赔偿的法理依据

自从第一个规制国际航空责任赔偿的国际公约——《华沙公约》问世以来,关于国际航空责任赔偿的争议就没有平息过,最近发生的马航事件和2013年悬而未决的韩亚空难又把国际航空责任赔偿问题推向高潮.契约下的特殊侵权关系是国际航空责任赔偿的法律基础,同时,国际航空责任赔偿的制度应当追求损害赔偿功能与威慑功能的协调和统一、公平正义与效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归责制度,以及国际航空责任赔偿案件管辖的立法倾向由开始的偏向承运人,到逐步偏向消费者.文章通过对国际航空责任赔偿的法理依据的分析,认为国际公约应突出国际航空责任赔偿法的惩罚性功能.     

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以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确立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为中心,通过分析惩罚性赔偿的概念、法理基础、功能及我国惩罚性赔偿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1.进一步明确《消法》中关于消费者定义的解释。2.扩大《消法》第49条“欺诈行为”的适用范围,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举证责任。3.合理计算惩罚性赔偿数额。     

请求赔偿引发的身份与权利关系的法理思考

教师在工作中受伤,要求教委给予"工伤"待遇,教委未许,于是多次以民事、行政案件提起诉讼,但法院都裁定不予受理,遂提起申诉.在寻求各种救济途径的过程中,引发了赔偿请求人的身份与权利关系的法理问题.     

试论我国应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责任竞合下精神损害救济方式的反思

对侵权与违约竞合下的精神损害,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只有通过侵权之诉进行救济,但同时不能获得对履行利益损害的赔偿.只有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责任竞合中的损害才能进行全面救济.附随义务在现代合同关系中的出现是确立该制度的法理基础,它使违约责任的救济范围向侵权责任靠拢.<合同法>第112条是确立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论侵权法的赔偿功能在当代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侵权法的赔偿功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相似而又不同的作用,并在现代社会遭遇到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责任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侵权法的赔偿(补偿)功能获得实现,但各种制度互有优劣,必须在综合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上加以协调,受害人的赔偿利益才能充分实现.     

论民事损害赔偿与征收损失补偿之合流——以征收损失补偿的原则为核心

民事"损害赔偿"与征收"损失补偿"是相通的两个概念和制度,征收补偿应采"完全补偿原则".基于该原则,对于因征收而造成的非财产损失以及接连地损失等第三人损失亦应纳入补偿的范围.传统的征收补偿是"对物主义"的,只赔偿因征收而导致的财产损失,而征收补偿法理的现代发展趋势表明,征收补偿应是"对人主义"的,应将生活权补偿、违章建筑补偿等有条件地纳入到征收补偿的范围.     

浅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新婚姻法中建立的旨在保护离婚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一项制度。该制度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利于保护弱者,有利于“离婚自由”的实现。本文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范围、赔偿数额及请求赔偿主体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观点。     

商品房欺诈适用双倍赔偿吗？——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九条的再思考

商品房欺诈是否适用双倍赔偿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出台的关于商品房买卖的司法解释确定了商品房欺诈适用双倍赔偿。作者从新的角度再次阐述了商品房欺诈适用双倍赔偿符合法理。商品房欺诈不仅是对商品房消费者利益的侵害，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因此双倍赔偿不仅是对消费者个人的赔偿，也是对消费者群体的赔偿，对社会整体经济的赔偿。应当完善商品房欺诈双倍赔偿的立法，在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上，以及对像商品房这类特殊商品的巨额赔偿金的处理上进行更为科学的规定，使其更具合理性，从而更好地保障广大商品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惩罚性赔偿金法律制度的法律分析

自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广大消费者对该法的信任程度一直不高.法律工作者对该法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法理依据、法律评价和具体适用等应有准确把握,我国在相关立法中应借鉴英美法中归责新理念.     

论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兼评法释[2003]第20号相关规定

死亡赔偿金性质的厘清对正确理解我国当前死亡赔偿中的争议具有本原性的作用，论题对现行死亡赔偿金所采用的继承丧失说之法理局限和实务困境进行检视的基础上，力图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解说，从而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对其予以合理的界定，即死亡赔偿金是对死亡本身的赔偿，其性质是加害人侵害他人生命权而支付的惩罚性的定额赔偿金。     

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的意义及今后的诉讼焦点

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一审判决败诉,但一审法院首次对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给予了认定,并认定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行为是非人道的,所导致的灾害惨重而且巨大,违反了国际公法,国家责任成立,这对于二审的诉讼具有积极意义。二审课题中,使被告承认细菌战的事实非常重要;明确《日中共同声明》没有免除日本的细菌战的责任也很重要;关于细菌战受害个人赔偿的现代法理的确立也是当务之急;造成有力支持细菌战诉讼的国际舆论也十分重要。     

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兼论日军遗华化学武器诉讼案及其前景

近年来,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致人伤亡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受害者自1996年起已进行多宗对日索赔诉讼,无一最终胜诉。日本政府及法院援用最多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已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以及受害者个人没有赔偿诉讼请求权。从国际法及历史事实看,战争赔偿并不一定包括民间赔偿,中国政府战后放弃的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也并不包括民间赔偿要求;且民间赔偿一定程度上属国际私法范畴,受害者个人享有诉讼赔偿请求权。2006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成立,开启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国内诉讼程序。此外,中国政府还可以尝试国际求偿。然而,中国受害者要想真正获得赔偿,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日本正确认识和反省历史的诚意,这也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     

利益衡平理论在环境民事赔偿责任领域的嬗变

受个人本位观的影响，利益衡平理论在传统民事赔偿责任领域表现为个体利益的衡平，即以受害人利益为中心，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个体利益的协调与平衡；由于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和环境民事赔偿责任领域相关主体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利益衡平理论在环境民事赔偿责任领域出现明显的发展变化，即从个体利益的衡平走向多元利益的衡平，具体表现为以社会利益为中心，受害人利益、加害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多元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法哲学视野下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

随着刑事政策理论的发展尤其是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在人权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下,国家对犯罪被害人补偿义务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但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国家补偿的认识各不相同。国家与犯罪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补偿关系?如果存在,补偿关系的法理基础是什么?文章从法哲学的视角论证国家应当承担补偿义务,并论证设置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论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依据

对日民间索偿问题直至今日尚未解决,其中不仅涉及到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还关系到相关的法律问题。针对日本国法院驳回中国战争受难者起诉的一些主要理由,我们可以从法律角度对个人起诉日本国的主体资格、日本国的国家豁免、诉讼时效和条约解释进行分析和论证。战争引起的受难者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依据,日本国政府应承担对中国战争受难者的赔偿。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保护的措施解决对日民间索偿问题。     

关于常德细菌战研究的几个问题

常德细菌战是侵华日军四大细菌战之一。中国常德的受害者目前正向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赔偿,因此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常德细菌战研究因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细菌战罪行的包庇长期冷寂,近20年来随世界形势变化其研究多有成果,但国内研究滞后于国外研究。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内历史学界尤其常德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努力工作。     

禽流感疫病控制博弈模型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模式选择

禽流感疫病控制博弈是完美但不完全信息非合作动态三方博弈。根据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扑杀、强制免疫、扑杀和强制免疫)三种防控策略和中央政府(全额补偿、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不同比例全额补偿、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加个人不同比例补偿、中央政府加个人不同比例补偿、个人全额补偿)五种补偿政策,组合成十五种宏观调控模式。采用得益矩阵和均衡分析不难发现,中央政府最佳的宏观调控模式是中央政府采用(扑杀加强制免疫)防控策略和(中央政府加个人不同比例补偿)的补偿政策相结合的调控模式。     

环境民事侵权中无过错责任的走向

在环境侵权中,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运用加强了对环境民事损害的受害者的民事救济,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有可能掩盖行为人的过错,掩盖政府责任,以及可能使一些在无过错情况下致害的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而即使企业破产其有限的资产也不足以满足众多受害者的正当赔偿要求。因此,在民法框架下,环境侵权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最多应当止于过错推定原则。再往前走一步,就会走到无过错责任原则,走到这一步,就应当超出民法的范围,走向社会法领域,而不应再停留在民法之中。     

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循环经济法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并很快就会成为法律。但政府、企业与公民个人是否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并不尽然。本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想法，探寻日本的循环经济法治之道，以启迪中国正在进行的循环经济立法。     

简论我国行政赔偿的程序——兼议国家赔偿难，难在程序不完善

国家赔偿法的出台 ,昭示了“政府侵权同样承担赔偿责任”的法治原则。完善的国家赔偿制度是民主法治的标志尺和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然而 ,要切实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除了实体上明确规定外 ,还应当表现在程序上。程序是为法律所预定的实体权利而服务的手段。相对人不应只是被动地受到保护 ,而应当积极主动地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