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friendship)观念的中西差异

“友谊”或“友爱”在中西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意义有重大和精细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也重朋友情谊,但由于最重“亲亲”之爱和“君臣”关系,友谊只能列于“五伦”之末,而且受君臣父子关系的影响。相反,西方却首重“友爱”,甚至把亲子之爱也纳入友爱之中,用“友爱”来涵盖一切人与人的爱。这种差异有深刻的实际的历史渊源和思想背景。认真研究这个差异及其原因,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之改革与重建有重要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论友爱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是他的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是生活中最为必需的德性,友爱的基础在于共同性。他强调作为朋友就要共同生活,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许多朋友。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对朋友的爱就是对自己的爱。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的这些思想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有可能在今天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复兴。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关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关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两位美国学者学术报告综述

应刘道玉校长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学者彼德森教授和西东堂大学的印度及东方思想史学家法兰柏高斯基教授来我校哲学系做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论印度佛教》、《论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异同》以及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等四场学术报告。其中,《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是由两人以对话形式合讲的,它是全部讲演的总结和概括,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参     

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两位美国学者学术报告综述

应刘道玉校长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学者彼德森教授和西东堂大学的印度及东方思想史学家法兰柏高斯基教授来我校哲学系做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论印度佛教》、《论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异同》以及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等四场学术报告。其中,《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是由两人以对话形式合讲的,它是全部讲演的总结和概括,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兹就这场报告的主要观点加以简要介绍。两位学者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为西方思想的代表,以印度和中国思想作为东方思想的代表,从中选取若干基本范畴,通过比较这些范畴,分析东西方思想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究东西方思想彼此应该从对方学习什么。首先,他们讨论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彼德森教授指出,提到东西方思想的比较和交流,这就意味着二者存在着差异和隔阂。在东方思想中,许多概念非常丰富、深刻,而且极有价值,但很难翻译成西方语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关于友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是某种德性,也是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友爱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价值。     

李约瑟的世界观及其东方情结

李约瑟的世界观驳杂多元,调和了各种矛盾与对立的思想,是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新道家与儒家思想以及有机论思想的综合体。李约瑟一生不懈地谋求在科学与宗教、生物化学与形态学、宗教与社会主义、东方与西方之间架桥,这正是他在诸多方面取得硕果的根本原因。而酷爱东方文明、强调中国文化对人类进步的杰出贡献是李约瑟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竭力抨击“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渊源。     

孔子“道”与“学”思想发微

孔子“道学相即”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致思取向,形成了重人文、轻科学的传统;西方科学“道学相离”的思想使西方科学昌明,却也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道学相即”与“道学相离”源于东西方哲学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二者的结合将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目标。     

现代、民族主义与后现代之间——韩国的“东亚话语”

21世纪人类不得不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那应该是以“和而不同”的原理超越民族、国家、地域文明、宗教之间各种各样的对立,进而在文化方面突破20世纪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心和边缘二元对立的结构中的文化霸权主义。“东亚文化论”是从西方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暴力性想象创造出来的虚构的东方走向实际的东方,是对西方话语为基础的现代化进行反思,试图脱离对西方的某种幻想。但我们不应该为了规定自己而重新歪曲文化的多样性与普遍性,即偏重于以东方中心的逻辑和语言而歪曲西方。     

亚里士多德“发生论”思想的三重语境

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是研究“发生”问题最多的一位,他深度介入生物学、物理学和形上学的研究,提出了丰富的发生论思想。本文梳理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物理学、形上学等三重语境中使用“发生”一词的不同内涵,总结亚里士多德在这三个领域里的发生论思想。在生物学语境中,“发生”的主要含义是生殖,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中提出了动物后生论的思想;在物理学语境中,“发生”的主要含义是个别事物或宇宙的源起,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中提出了宇宙生成论的思想;在形上学语境中,“发生”的主要含义是实体的产生或生成,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中提出了实体生成论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发生论思想具有原创的意义和价值,对后人启发良多。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中庸”伦理思想比较

从两种"中庸"思想的基本内容、两种"中庸"伦理思想的指向或目的、两种"中庸"伦理思想通向各自目的的基本途径3个方面进行了中西伦理思想比较.     

谈《论语》的人本思想

《论语》的人本思想体现在:第一,《论语》的核心是“仁”,“仁”所体现的是爱人。在当时爱人是指多数人,“爱众”是也。第二,爱人的内容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第三,体现在行政观念上即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和轻赋税、慎刑罚、举贤人及以人为本不事鬼神的人本思想的延伸。     

《论语》中有关“仁”的思想及现实意义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和最高道德规范。对孔子《论语》中仁学思想的剖析主要是探索孔子仁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仁学思想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孔子从"孝悌"的自然亲情出发,以推己及人为方法,进而把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突出强调了仁的爱人精神。     

孔子传播思想研究

孔子的传播理念是"和而不同",即"仁"与"礼"的统一。就人际传播而言,"仁"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平等传播关系的建立提出了理论依据。孔子的传播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涉及传播符号、传播目的、受众思想、舆论思想、传播环境等诸多方面。其对传播符号的论述涉及传播符号的划分、语言的遮蔽性、语言的工具性、传播符号的规范、语言表达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形式与内容等方面;其传播目的论带有很强的实践理性色彩,认为传播的目的在于由"学"而"习",在于"言"和"行"的统一;风草论是孔子受众思想的重要方面,他一方面认为君子对民众的教化恰如风过草偃,效果明显,另一方面又认为传播威力虽然巨大,但也有一定限度,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非一日之功,这比"魔弹论"更加客观;历史传播方面,他认识到"载之空言"和"见之于行事"两种传播方式迥异的传播效果,发明了"托古立言"的传播方式;他还强调在舆论与独立思考之间加以平衡,既重视舆论又不盲从。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是东方和西方伦理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人物,对其以后的东西方伦理思想史有着极大的影响。文章主要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进行梳理和比较,并结合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阐释,对＂什么是幸福＂进行了论述。     

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的意义和缺陷探析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将存在的范畴分为十类,其中实体是独立和核心范畴,其余范畴是依存和次要范畴。实体与其他范畴是被依存与依存、被表述与表述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在学理上至少有两个重大意义:正名并创立逻辑学;表明人们不能在认识关系之外来认识和把握世界,存在与思维同一。通过举例分析,认为“白马非马”是诡辩。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关于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划分,以及对一般与个别及其关系的看法的矛盾和混乱。一般与个别作为实体并无第一第二之分;在存在论上,一般与个别都既是客观实在又是概念;在认识论上,一般与个别都是认识的起点。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推崇《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并作了诠释,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以为朱熹主张应当像对人之爱那样爱护自然万物,那是不确切的。像先秦儒家一样,朱熹强调"爱有差等",并且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因而在朱熹看来,爱物与爱人是不同的。同时,朱熹又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是吸取了贾谊《新书》的观点,把"爱物"与对自然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应当尊重自然,根据不同自然物的特性,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     

论韩非的矛盾律思想

战国时期哲学家韩非首次提出"矛盾"概念,并在《五蠢》篇中概括出"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的"矛盾之说"其实质是,具有不相容关系的两个命题,不能都是真的。它巧妙地表达了矛盾律的精神实质,并尖锐地提出了自相矛盾问题。但他并未像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对矛盾律解释的那么科学和准确。它们的区别在于,韩非有时是在对客观事物的比喻意义上使用"不相容之事,不两立"这一观点,而亚里士多德是将思维现象同客观事物分离开来,以纯粹的状态研究思维规律,韩非也就作不出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对矛盾律元语言层次的叙述。     

仁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

宋明理学是新儒学,仁集中体现了宋明理学的这一特征——既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又是创新:如果说宋明理学家对仁的重视秉持了孔孟的思想旨趣的话,那么,对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则体现了有别于孔孟的新认识。在对仁的诠释和论证中,宋明理学家一面强调仁与爱密切相关,一面将仁界定为"爱之理",在爱、恕、公的相互作用中臻于仁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时强调仁之一体中的差等和厚薄,最终将基于宇宙秩序的一体而等差贯彻到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