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

民主政治是公正、稳妥地解决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和消减不和谐因素的最佳途径。完善的民主能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保证各级决策者能够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保证政治决策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制定的政策和法律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社会政治秩序能够和谐有效地运作。民主政治的现代化,使得政权更迭、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都能按民主程序和原则,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因此,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能巩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社会稳定的治本之道与权宜之计

稳定作为一种有序状态，兼具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维护稳定的根本途径在于建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有效性和道德性，增进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自愿认同。现代化转型中的国家，为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发展，宜采取一种权宜之计，突出追求稳定的目的价值，缓和矛盾、减少冲突。这种权宜之计的界限在于既要维系基本的秩序，守住生存发展的底线，又要保障必要的活力，防止政府权威的滥用。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治稳定的特定要求及发展前景

本文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为经济建设服务而又与经济稳定有所区别的中国政治稳定，是包含国家主权稳定、政府稳定、政策稳定、政治生活秩序稳定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稳定在内的多层次内容的动态政治稳定；其实现的条件包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权威的中央政府、有利于建设和发展的社会文化条件、良好的社会秩序、强大的军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者提出，保持政治持续稳定需要辩证地认识稳定与非稳定；对可能出现的社会政治不稳定有充分的心理思想准备；面向未来，学会处理矛盾与冲突的新思路、新方法     

德行与秩序的张力——论传统纲常思想的逻辑演变

传统纲常思想的演变存在一条线索，即德行与秩序之间的互为主次关系。“纲”为秩序，“常”为德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早期儒家认同在德行基础上形成的差等秩序，注重用德行来约束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各有职分，其关系乃是双向的，而非片面的无条件服从。而后则是倾向以加强势力来统一思想，达成社会共识，稳定社会秩序，注重用人伦秩序的规范来成就德行。德行基础上的人伦关系在政治实践中会显得松散而脆弱，不足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完全用“三纲”思想保障权威以达成统一秩序，又会压抑社会与人性。“纲常”思想需要将“三纲”和“五常”牵连在一起，互相制衡，使两者不至于各走极端。只有在此意义上，“三纲五常”思想才是具有历史进步和现代价值的，才能重建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道德化的政府与良好的社会秩序

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政府存在的基本价值。因为 ,人类发明出政府的直接目的就在于让它提供社会秩序 ,在政府身上 ,寄托了人们关于社会秩序供给的期望。当然 ,社会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内生的“自然秩序” ,特别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契约关系是这种秩序的代表形态。但是 ,实践证明 ,社会中的自然秩序也必须得到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大致有三条途径 ,即专制集权型的、法律制度化的和伦理道德化的。单纯的专制集权型的和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都是虚假的秩序 ,只有在法律制度基础上以政府自身充分道德化为前提的社会秩序供给才是健全和完善的     

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

当代中国社会学对于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怀,创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为顺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的需要,当代中国社会学应将其研究核心确定为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秩序理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核心的确定有其坚实的理论前提和现实依据。当代中国社会学开展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的研究,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前人有关社会秩序研究的积极成果与认真研究三十多年来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基础与整合机制这两项基本原则,必须遵循实现研究态度上由被动的滞后研究向主动的超前研究转变、研究方法上由片面研究向全面研究转变,明确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特点、发展目标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基础与整合机制这两条有效路径。只有这样,才能为成功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秩序理论奠定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而为顺利建设更加良好、稳定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法律机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都属于社会正常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则离不开法律机制的作用。法律不仅通过确认和调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为社会主体提供普遍行为模式的方式，多侧面地维护着社会稳定，而且还从发展生产力和推动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等方面，促进和保障着社会发展；与此同时，法律以其特有的机制又将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并使其融入社会正常秩序之中。     

知识、自由与社会秩序——以言论自由为视角

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个人往往缺乏主动性,整个社会的进步,需要为与社会秩序相容的个人主动性提供最大的空间.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中,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偏见、偶像和可以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人们会乐于思考,思维会更敏捷,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也更具有活力,社会本身也得以良性的发展.在中国,随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公民的角色、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不是一个“一言堂”的气氛,观点的对立和意见的多样是社会的常态,是必要和有益的.言论自由作为获致真理的一种手段,维持社会稳定和变化之间的平衡,它给予社会活力,推进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国家转型期,一个良性的社会秩序尤其需要言论自由.     

邓小平改革思维的方法论启示

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丰硕的成果奉献给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此，我们不但要看到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而且要看到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和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面临着特别艰巨的历史课题：既要改变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使中国社会主义获得生机与活力，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把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既要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获得实质性进步，又要保持社会稳定，在改革过程中不出现大的动荡。为此…     

清代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而且,社会控制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清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少数民族自治权、旗民交产、宗族法规、民间契约、典卖女子、官方审判等方面互动并进,相互弥补,共同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制现代化,既要借鉴、吸收、变通世界上先进的法制经验与技术,为我所用,又要尊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仍然存在且发挥巨大社会功效的精华.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道路.     

现代社会秩序的确立与人的自主发展

社会秩序关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有序性。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转变以人的能力的发展为现实基础,又为人的自主发展提供社会条件。技术—经济秩序的生成,使现代社会秩序具有内生性、有机性和普泛性等特点;现代政治秩序表现在政治整合的法制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政治人才任用的合理化等方面;现代社会秩序还以价值观念的变革为精神支撑。我国要努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使之协调发展,加快由传统社会秩序向现代社会秩序的转变进程,促进人的自主发展。     

霍布斯的秩序解说与转型期社会秩序的构建

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秩序的建构依赖于相互合作的集体行动 ,合作以信任为基础 ,以制度为保障。我们要根据社会转型期的特点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 ,构建起比较完善的信息结构和调适矛盾的缓和机制 ,促进社会结构的整合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     

中国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

中国乡村精英经历了由传统乡村精英到乡村政治精英再到多元乡村精英的转换,这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可以从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和乡村社会的自发秩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利益均衡:和谐社会建构的基本途径

现代社会本质是一个合作的体系,社会的和谐有赖于外在社会秩序的"良序化"与内在心灵秩序的"和谐化".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使得利益结构的均衡成为了社会秩序和谐的基础.目前,在我国要防止贫富差距加大以实现利益均衡、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就必须依靠公正的公共政策安排,合理解决平等与效率问题,提升政策公平性,减少并消除"社会排斥".     

论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

政府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社会秩序的供给 ,这是根源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人类发明出政府的直接目的也恰恰是在政府身上寄托了社会秩序供给的期望。当然 ,社会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内生的“自然秩序” ,特别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契约关系是这种秩序的代表形态。但是 ,实践证明 ,社会中的自然秩序也必须得到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大致有三条途径 ,即专制集权型的、法律制度化的和伦理道德化的。单纯的专制集权型的和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都是虚假的秩序 ,只有在法律制度基础上以政府自身充分道德化为前提的社会秩序供给才是健全和完善的。所以 ,在现代社会 ,提出政府自身的道德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是时代的要求。     

近代民俗变革的动力考察——以上海为个案

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民俗是一种重要的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机制。近代以来,民俗变革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息息相关,国家权力由此介入其中,是政府维护政治统治的传统手段,亦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规定性的产物。本文以上海一地为个案,探讨民俗变革这一政府行为的动力,不仅是梳理民俗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而且可视为这一时期政府行为的典型案例。     

论我国转型期的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 ,政治参与既可以带来政治稳定 ,又可以带来政治不稳定。在我国现代化转型期 ,政治参与中影响政治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改革、完善政治参与机制 ,多角度地影响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心理 ,才能创设稳定安宁的政治环境 ,保证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稳步有序。     

论当前我国反腐败与政治稳定的二维关系

反腐败与政治稳定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双重目标,维护政治稳定一直是重要任务。目前,腐败问题滋生,腐败问题对政治稳定的危害巨大。正确处理好反腐败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需要充分结合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不断努力探析当前反腐败与政治稳定之间的二维关系。只有准确把握好、处理好反腐败与政治稳定二维关系,才能有效确保反腐败取得成功,才能够真正保障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     

民国时期文官群体探略

文官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局势动荡、政治失序，为了寻求秩序重建，民国政府又把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文官制度移植回来，加以变革，在民国肇造、百废待兴的时期，对民国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试图提出文官群体的概念，并论证何以称其为群体，同时认为文官群体在民国时期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维持，对人事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社会风俗等向现代化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