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资源错配、效益损失与政策启示: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依据资源错配理论和C-D生产函数,构建土地资源错配及其效益损失测度模型,并对中国1996-2015年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及其效益损失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996-2015年中国农用地修正错配率由24.02%下降到4.64%,建设用地错配率由198.08%降至13.18%;中国土地资源部门错配效益损失先降低后上升,2015年达23 982.84亿元,年均损失率为1.98%;中国土地资源空间错配效益损失率由14.33%下降为11.62%,但效益损失由4 652.30亿元增加到35 441.05亿元;在部门错配类型上,西部表现为农地非农化损失,东部和中部先后由农地非农化损失转变为农地农用损失,拐点为2001年、2013年,在空间错配类型上,东部表现为短缺错配、中西部为过度错配。由此得出：中国土地资源短缺错配和过度错配并存,中西部土地错配程度较高,但效益损失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国土地资源错配和效益损失程度呈下降趋势,但由于部门和空间收益差存在,错配效益损失值仍在增加;调整土地资源部门和空间配置量、缩小部门和地区土地边际产出效益差异是纠正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本路径。     

要素错配对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2000-2017年中国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三类粮食作物TFP进行测算,并在构建要素错配指数的基础上,对单位规模土地上投入的劳动、机械、化肥和种子等4种要素错配对粮食作物实际TFP增长率的影响进行时空差异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00-2017年粮食作物的实际TFP增长率平均为2.24%,有效TFP增长率约为0.73%;狭义技术进步对TFP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对TFP的提升作用在增强;劳动投入过度比较突出,是引发粮食生产要素配置不优的主要原因;从空间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要素错配程度相对较低,西部地区相对较高;中部地区粮食作物的实际TFP增长率对要素错配的敏感度要强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地方政府竞争对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新兴增长极,但其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依靠土地出让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依然普遍存在,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基于政府土地出让视角,构建地方政府博弈模型,选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09—2017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的实证研究表明：成渝地区政府竞争与土地资源错配呈现显著的“U”形变化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这一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在替换变量和剔除核心城市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由于政府竞争博弈行为的反复特征,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存在动态循环的正向累积趋势。     

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两大协同发展区为例

基于2012—2021年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和 DEA-Tobit 两步法,综合评价福建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效率损失原因,并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福建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不同城市和区域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建议以数字经济发展为抓手,打通科技创新资源要素流动壁垒;充分发挥协同发展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和地区,设计差异化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路径。     

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优化与我国资源配置改善

运用随机系数模型测度了 2003—2017 年中国省级的资源错配指数,利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实 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 研究发现,地区生产总值较高的地区通常拥有过度的资本,但 劳动力配置不足;地区生产总值较低的地区拥有过量的劳动力,但资本配置不足。 环境规制与劳动力和 资本错配指数都呈现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改善地区资源配置过度的局面,但是随着环境规制 的持续加强,资源会从配置过度转向配置不足。 同时,劳动力错配指数受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远大于资 本错配指数。 在一定水平内,环境规制会倒逼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改善劳动力和资本的 配置水平。 本文的启示:环境规制强度应因地制宜,避免经济低效率。 政府应该引导资本流向欠发达的 地区,缓解较发达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资源错配与中国能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拓展了Hsieh and Klenow（2009）的理论模型,以1998-2007年中国能源行业微观数据为实证对象,测算了资源错配对能源行业及其分行业TFP的影响。结果发现：样本期内,资源错配对能源行业造成了TFP损失巨大,并呈现波动式递增趋势,而资本错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资本错配对TFP的损失远远大于产出扭曲和劳动错配对TFP的损失;能源行业分行业资源错配差异显著,损失最大的分行业是石油开采业,其次为电力行业、煤炭行业、石油加工业。降低资源错配是提高能源行业TFP的有效路径,TFP增长潜力巨大;纠正资源错配的思路应以纠正资本错配为主,以纠正劳动和产出扭曲为辅;最后,针对能源行业各分行业应制定差异化的政策。     

出口强度、资源错配与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水平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立足中国存在资源错配的现实基础,可从企业内部产品层面分析出口强度增大过程中产品结构和出口目的地结构调整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机理。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出口强度增大会抑制其产品质量提升,特别是对一般贸易、出口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更大;基于2000—2011年数据的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计量检验验证了资源错配会强化出口强度对产品质量的抑制效应;同时,出口强度增大会进一步加重企业资源错配,进而抑制产品质量提升。可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促进产品质量升级的关键,为此,需要促进资源在区域间、行业间、行业内企业间、企业内产品间的有效流动。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数字经济指数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应,并从要素错配角度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这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上。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资本错配和土地错配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通过缓解劳动力错配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尚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果具有显著且正向的空间外溢性,并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     

我国林业旅游资源开发效率动态演进与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森林公园的面板数据

借助于林业统计资料,利用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对2003-2012年我国林业旅游资源开发绩效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林业旅游资源开发技术效率增长态势良好,年均增长率为5.8%,但年度间则呈现较强的波动性且部分年份效率值偏低;从区域角度看,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林业旅游资源开发FTP技术效率均实现了增长,且各区域TFP指数增长较快的关键因素仍在于技术进步,且东部省份TFP指数增长显著低于中部和西部省份;从各省市区具体情况看,我国近1/3的省份林业旅游资源开发效率存在下降的情形,其余省份技术效率呈现正增长,但差异较大;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来看,仍有15个省份存在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损失的情形,且青海省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损失并存。     

中间投入视角下的区域资源错配研究——来自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大国经济体中,资源错配已成为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只关注初始投入而忽略中间投入的两要素资源错配核算框架,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生产率的高估。采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能源这一中间投入的通用部分切入,实证考察能源投入利用如何影响区域资源错配,研究结果显示：（1）纳入中间投入的三因素核算框架,可显著改善资源错配的高估问题。（2）中国资源错配问题集中于资本要素,能源类中间投入对区域资源错配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效率层面上,能源效率可降低资本、劳动力、中间投入要素的错配程度;在数量层面上,能源缺口、能源损失加剧了劳动力和中间投入要素的错配,但未对资本错配产生明确影响。     

中国区域绿色经济增长与资源错配

以绿色低碳转型为导向,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研究中国绿色经济增长与资源错配,从环境与经济双重维度评估2000—2018年中国省际绿色增长潜力并对其加以分解,分析资源配置的变动趋势和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从增长潜力来看,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整体上呈改进趋势,这主要是受地区间资源错配持续改善驱动;从不同维度来看,整体增长主要由经济效率提升所驱动,而环境维度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从资源配置来看,不同地区呈现明显差异,多数省份表现为资源要素稀缺;资源配置总体上呈现改善趋势,结构改进空间出现显著的俱乐部收敛。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如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优化资源配置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资源的跨区域错置和区域内错置——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纠正资源的跨区域错置和区域内错置,提高配置效率,是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的资源错置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错置,区域之间的配置相对区域内的配置更有效率。纠正各省内部的错置可使中国的TFP提高124%-164%,纠正各省之间的错置可使中国的TFP提高4%-18%。金融市场的发育、国有企业的改革能显著促进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改善,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分割能显著提高资源错置程度,而劳动力流动性、FDI和进出口对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     

耕地功能性流失的表现、驱动机制及其治理

耕地资源管理者设计一系列制度约束与引导耕地资源占用者行为,但在利益与竞争驱动下,威胁耕地资源安全的耕地功能性流失问题频发。除了备受关注的耕地非农化外,近年来,隐性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如优质耕地伪生态化、非粮化、过度利用化与耕地边际化等,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面对严峻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形势,需改进耕地保护治理工具,如通过加强对耕地资源占用者的约束、建立耕地保护绩效支付机制、高位推动与共享耕地资源管理信息、发挥耕地综合效益、助推可持续集约化农业发展等途径,提升耕地保护绩效,从而有效保障耕地资源安全。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近十年我国耕地变化的区域效应及其合理性分析

我国耕地面积减少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生态退耕是其主要原因.耕地面积减少对区域发展具有广泛影响,与自然、经济、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耕地占补平衡而言,我国东部沿海属经济发展主导型地区,耕地面积减少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值得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我国中部属过渡型地区,耕地保护不影响招商引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较小,生态退耕有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我国西部属生态保护主导型地区,生态退耕有利于实现水土资源平衡,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耕地保护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WTO框架下的中国农村土地立法研究

土地资源是农村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是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物质载体。农村土地立法的完善,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新时期＂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十二五＂能否顺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入WTO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和农村土地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我国农村土地立法在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流转权等方面的缺陷已经成为制约着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大瓶颈。要以WTO确立的非歧视性原则、公平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等为指导,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土地立法,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建设用地指标配置的需求意愿分析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时期,劳动力的大量转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治体制的改革必将使土地利用的结构与布局发生变化,对区域土地利用规划中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提出了严峻考验。在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开发企业和村集体与农民总是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利益目标,从而影响规划核心目标与价值的实现。     

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创新型人力资源支撑现状与路径选择

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推动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型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特殊性的经济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能动生产要素,贯穿于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全过程。以农业发展对人力资源需求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对西部地区农业人力资源效能与农业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分析,发现其农业发展现有创新型人力资源数量、结构和质量均不足以支撑当下区域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据此提出完善顶层设计,确保人尽其用;把握经济发展需求,按需引进人力资源;改善西部地区发展环境,做好人力资源统筹规划等对策建议。     

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是国家加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产配置、增强土地市场有效供给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发展权利益分配、权利归属等问题凸显,其中因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滞后而带来的问题较为常见。以制度变迁为视域,梳理土地储备体系的法理考察与实践演进,探讨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和具体路径,将为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模式和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为例,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现状出发,对近年来土地储备总体经营情况、重点功能片区土地经营效益、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展开实证分析,实践表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土地储备融资渠道得到拓宽,有力支持了当地经济建设,土地储备财务风险得到控制,土地储备监管更为便捷,土地储备促进了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的推进,土地储备中心加强了一级市场调控,建立储备土地信息库,科学编制储备计划,加快推进前期开发,统筹安排各类资金等工作。不足之处在于,土地储备机构职能权限界限不清,储备整治工作资金保障机制不太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土地储备整治工作的机制尚未建立,土地储备前期开发、系统性风险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应以土地确权带动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强化土地价值管理,增强土地附加功能,健全土地储备体系有助于有效利用未开发的土地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流失、保障土地资源发展权。进而从宏观上提出以土地确权带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不断创新的改革路径;从微观上提出应理顺土地储备组织治理体系、优化土地储备资金融资体系、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优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加强土地储备系统性风险应对,进一步规制宏观经济下行、土地价值下跌等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完善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