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利率、农户特征与正规信贷约束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对农户受到的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与供给型正规信贷约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贷款利率显著影响农户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户正规贷款意愿的强弱;第二,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较弱,农村地区需求抑制现象严重;第三,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获得正规贷款的额度也逐渐增大,富裕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占据了农村地区信贷的较大比例;第四,收入、可抵押品资产、是否是党员等农户特征对两种类型的正规信贷约束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     

金融知识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的证据

采用2020年福建省宁德市和龙岩市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农户调研数据,结合基于工具变量的Heckprobit模型,识别农户不同金融渠道信贷需求尤其是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重点考察金融知识的影响、异质性及其调节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知识会显著提升正规渠道、非正规渠道乃至总体的信贷需求,同时也会缓解正规渠道、非正规渠道乃至总体的信贷约束。对于信贷需求的提升以及对信贷约束的缓解,金融知识在正规渠道中的作用要比非正规渠道更为明显。金融知识缓解信贷约束的作用,在参与过技术培训或者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家庭中更为明显,无论是正规渠道、非正规渠道抑或是总体上均成立。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知识缓解信贷约束的作用会在正规渠道或者总体上得到提升,但在非正规渠道上并无显著改变。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移民搬迁区农户信贷需求及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192个调查农户的实证分析

依据陕西省移民搬迁区19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通过农户家庭基本情况、收入与支出状况、家庭经营特征、社会资本及金融知识等变量,实证分析影响移民搬迁区农户信贷需求及信贷渠道选择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搬迁区农户强烈的建房置业意愿明显诱发农户的信贷需求,提升农户正规金融渠道的选择偏向.农户收入水平、家庭规模、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户金融需求的重要因素,而农户金融知识水平、社会资本和信贷用途对农户信贷渠道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家庭资产视角下农户正规借贷约束影响分析

缺乏抵押品是导致农户受到借贷约束的关键因素,家庭资产作为抵押品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放款的重要审核条件,在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为例,采用Heckprobit模型从家庭资产角度对影响农户正规借贷需求及其可得性因素进行需求与供给联立分析。结果表明:在家庭资产变量中,土地资产对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资产、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等均对农户借贷约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建议应针对农户使用不同类型家庭资产抵押担保借贷作出相应的对策、扩大农村融资渠道、唤醒沉睡资产和抵押物价值,解决农户信贷约束问题。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约束与农信社小额信贷——基于对江苏睢宁县的农户调查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睢宁县33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广义三阶段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现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信贷约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农户信贷需求缺口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地区1/3以上的农户受到了信贷约束,其中信用等级评定的农户还款能力、信用社对担保人的要求等因素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实施显著减少了农户(除最低收入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因此,欠发达地区实行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有着积极的作用.     

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和信贷约束——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往往因为信贷资金的缺乏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能够极大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江西省872个农户为样本,用直接衡量方法不仅考察农户的显性正规信贷需求,也考察农户的隐性正规信贷需求,进而甄别农户正规信贷约束的类型和程度。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较高,农户贷款金额以中短期小额信贷为主,资金需求以消费性用途为主,生产性用途比例较小;农户供给型信贷约束程度较轻,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严重。因此,相比信贷供给,农户信贷需求的发掘是解决农村信贷市场不均衡的关键。     

基于风险态度的农户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分析

农户金融素养的高低和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其信贷选择,进而影响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基于贷款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利用prob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农户金融素养和风险态度对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正的直接效应;(2)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7.8％;(3)农户金融素养对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受风险态度的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农户素养,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建议,政府实行对于农户风险态度改善的针对性培训,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与风险态度认知.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效应——以陕西915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解决农村信贷难题迎来新机遇。基于陕西915份农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Heckman两阶段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及存在问题,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降低正规信贷约束的发生概率,并且对农村“长尾群体”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但“精英俘获”现象仍然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约束、金融知识水平和家庭非农收入均在互联网使用缓解家庭正规信贷约束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应当拓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着重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互联网普及和普惠金融教育。     

社会网络和交易成本对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影响

利用对陕西省1091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将农户的生产性正规信贷分解为是否获得生产性信贷、是否获得生产性正规信贷和获得的生产性正规信贷金额三个阶段,运用Triple-Hurdle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户从正规渠道获得生产性贷款的影响,进而重点考察了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的总体社会网络提高了生产性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交易型社会网络增加了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降低正规信贷交易成本能够增加农户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农户在申请正规信贷过程中由于专用性较高、交易频次较低、不确定性较高所导致的高额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因此,增强农户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进而缓解农村地区生产性正规信贷约束,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参与、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

利用743份江西省农户样本数据,基于Probit模型,探索农户的政治参与、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机理和作用程度。研究发现:约55%的样本农户受到信贷约束,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对农户的信贷约束都具有显著影响。计算了样本均值处的边际效应从而测算了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程度。最后从拓展农户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有效缓解农户信贷约束。     

粮食种植户风险态度对信贷约束效果的影响——基于四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由于涉农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不足,我国农户受到严重的信贷约束。基于对四川、河南、浙江和黑龙江4省1 030份粮食种植户农户样本,运用Logit计量模型分析农户风险态度对各类信贷约束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约束率达到71.6%,由于农户抵押担保不足,风险偏好越强的农户越容易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贷款大小户存在较强的异质性,贷款规模较大的农户更易受到实际供给信贷约束;农户的风险规避性越强,越容易受到实际需求型信贷约束,且资金需求小户更为明显;风险偏好越强的农户越易受到名义信贷约束。基于以上结论,为了缓解信贷约束,金融机构与政府应针对不同借款农户采取不同政策,对于贷款大户,扩大抵押担保范围;对于贷款小户或资金需求小户,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贷款利率等;对所有农户,构建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农户风险规避程度。     

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的测度与分析

运用Bi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采用582个种粮大户的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估算了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探究了正规信贷供需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约束程度下各因素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高达7889%,家庭耕地面积、农业收入和社会资本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有显著影响;年龄、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和大额支出显著影响种粮大户正规信贷需求;随约束程度分位点的提高,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家人中有村干部、亲属是否在乡镇及以上政府部门或金融部门工作4个变量的系数呈U型变化,而大额支出、非生产性资产价值、家与最近正规金融机构距离3个变量的系数呈倒U型变化。     

什么因素影响正规农户小额信贷 ——基于“北大花旗”数据库的农民家庭借贷行为调查

阐述了农户小额信贷“正规化”趋势的渊源以及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方法。从小额联保和动态激励两个方面对正规农户小额信贷技术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北大花旗”数据库中1 581户样本农民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抵押品、贷款证、非农收入、农业保险等因素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正规农户小额信贷的业务发展,各级政府应完善农村地区经济模式、产业模式以及征信体系等方面的机制,发挥正规农户小额信贷的联接作用,破解农村金融难题。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户融资渠道选择

社会资本被普遍认为是影响农户信贷可得性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户的社会资本形态也正在发生系统性变迁。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可得性及融资渠道的选择,是否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广东和江西两个省份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影响着农户对于融资渠道的选择: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代表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户的民间借贷,但无助于其获取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以经济组织参与和社会信用为代表的认知型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户在银行等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可得性。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质与信贷约束——基于甘肃省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地调查

缓解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问题是今后几年我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环节。要提高针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切实解决金融机构不能有效满足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需求的市场失灵问题,必须首先厘清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现状、成因及其形成机理,否则金融扶贫相关政策的制定、涉农金融产品的创新,都将失去客观依据而偏离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从金融素质视角出发,参照刘西川提出的信贷约束及其背后信贷配给机制的统一分析框架,考察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问题的成因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样本地区农户同时面临供给信贷约束和需求信贷约束,二者背后的信贷配给方式及其形成机理各不相同。其中,金融素质低下是诱发需求信贷约束的根本原因;鉴于样本地区农户中承受需求信贷约束农户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供给信贷约束,而自我配给是其被配给出信贷市场最主要的方式,实施差别化金融教育,有针对性对其金融素质进行干预自然是无法回避的治理之策。     

江苏省农户贷款可获得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比分析的视角

农户借贷是农村金融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文章以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划分为出发点,结合江苏省农户调查研究的数据,分析农户获得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贷款的影响因素。正规金融机构由于受信息条件的制约,发放贷款时看重农户的家庭收入、抵押品价值、担保情况等要素;非正规金融机构在获取农户信息上更具有优势,对借贷农户的考察除了家庭收入等资产信息外,农户的社会资本、个人技能等因素也会被考虑。研究表明:影响江苏省农户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主要因素有农户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农户的抵押情况以及担保情况;影响农户获得非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主要因素有农户的家庭收入、户主技能、户主声望、农户担任乡村干部情况以及农户的担保情况。     

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陕西杨凌、阎良、泾阳467个农户的调查,从农户金融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是否遭受金融排斥的共同原因,不同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亦有其他不同的影响因素。减轻贫困、增进农民福利需要,可缓解农村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机构在制定利润目标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农户提高自身素质和信用、政策部门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可有效减轻我国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问题,从而缓解农户融资困境。     

信用制度能提高农户信贷获得吗？ ——来自农村金融调研数据的证据

以中国农村金融调查81村1 951户专项入户调研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信用制度对我国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Logit和Tobit模型实证表明：（1）信用村和信用户的信用制度显著提高农户信贷,其中信用户使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概率显著提高1.4。（2）信用制度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户由民间信贷向正规信贷转变。此外,农户信用记录、家庭收入和家庭社会网络等均对农户信贷获得有不同程度影响。未来,尽快普遍建立农村金融信用制度对提高农户信贷获得、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