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提出,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扶贫解困的新使命。量化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利于揭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测度指标测算了贵州省3个贫困县432个农户样本的生计资本,通过似不相关估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此,在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充分发挥不同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让农户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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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研究目标,基于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使用甘肃2016和2021年两期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在脱贫前后生计资本、暴露风险与生计脆弱性的变化。就农户的生计资本来看,在精准扶贫后有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维度的提升幅度较大,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增长幅度高于非贫困户,二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就农户的风险暴露来看,健康风险和自然风险有所下降,但市场风险和突发事件有所上升;就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来看,绝大部分农户处于较低脆弱性位次,但有近8.43%的农户脆弱性程度比较高,属于易返贫人群,应高度关注、及时预警,并制定一系列精准应对措施。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信息化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来自陕西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调查样本,首先通过建构农户生计资本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信息熵法测算了指标体系权重系数及五种生计资本综合评价得分,发现集中连片区特困区农户生计现状整体较差,生计脆弱性高。其次通过构建考虑农户生计资本内生性特征的结构方程组模型,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发现,信息化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家庭信息化能够显著推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改善;农村社区信息化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有显著的负向贡献。最后,提出通过同步推进家庭和村级社区两个层次的信息化,特别是提升农户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应用能力,可以成为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实施信息化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点。     

资本下乡中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

资本下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运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与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既有优化效应又有冲击效应;农户生计受资本规模、资本嵌入性、地域特征、政策环境、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多种因素影响。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有赖于通过增强资本的社会结构嵌入性、实现资本规模结构优化与良性互动、增强利益联结模式与地域条件匹配度、优化政策环境、明晰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方面来实现结构与制度转变。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贫困精准识别模型研究

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条件。实现贫困数据的精准分类与识别以及贫困识别由定性到定量、由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基础。精准识别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中的分类算法实现。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生计环境六个方面建立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精准识别模型,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模型的分类及识别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模型效果良好。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转型：动力与阻力

在易地扶贫搬迁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迎来了生计转型的契机,但生计资本限制、心理阻碍、产业发展瓶颈制约等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力,影响着生计转型的进程。要克服这些阻力,政府应重塑关键生计资本,提升搬迁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能力;加大心理资源供给,激发搬迁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实现旅游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     

旅游精准扶贫绩效影响因子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

旅游精准扶贫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扶贫方式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可能会与扶贫目标产生一定的偏离。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花桥村从事旅游业农户与从事非旅游业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水平进行对比,并对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估,结果发现：（1）花桥村开展旅游精准扶贫以来,农户的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得到显著提高,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2）花桥村农户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该因素成为农户进一步提升可持续生计水平的瓶颈;（3）旅游精准扶贫在开展过程中伴随着“精英俘获”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针对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继续坚持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路线,保证贫困人口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话语权;（2）扶贫更要“扶智”,要加大对当地贫困人口职业培训和基础教育的投资;（3）丰富旅游扶贫的方式,建立旅游扶贫利益分享机制。     

广东农户生计模式及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的调查

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贫、富、中三类农户收入差距,首先来源于其所拥有或支配的生计资本,富裕户拥有或支配的自然资源数量远多于贫困户,且三类农户之间生计资本重要性的顺序不同,对贫困户而言社会资本最为重要。自给性农业及外出打工是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模式中共同的组成部分;其次来源于种植果树与林木的数量及商业化经营活动,富裕户多从事规模化种植或小型加工等商业化经营活动。农户生计活动陷入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黄龙病威胁柑橘主导产业发展等困境,生计的可持续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保持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既需要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也需要寻找、推广环境友好型替代生计模式。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看农户的生计多样性

随着我国耕地的日益减少和失地农民的日益增多,农户的生计问题目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迎来了严峻的挑战。很多农户都面临着从单一性传统农业的生计模式向生计多样性转变的问题,这关系着农户的收入和农村各个方面的稳定。针对这一现状,借鉴国外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分析方法,结合调查区实际情况调整了具体指标,对成都平原两个村的农户目前的各种生计资本情况、生计多样性指数以及各项资本与生计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分析,得出人力资本与农户的生计多样性的相关性最高这一结论,对农户如何更好地实现生计多样性给予了参考性建议。     

生计响应视域下的产业扶贫益贫机制研究——以贵州省瓮安县为例

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强弱,决定产业扶贫成效的高低。笔者认为,农户的生计响应是制约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关键因素,其响应的维度和强度直接反映出产业扶贫益贫的维度和强度,进而影响到产业扶贫的总体成效。本文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阐释"生计响应-多维益贫-持续脱贫"的产业减贫逻辑,尝试建构"4维度-3强度"生计响应测度要素与体系,并以贵州瓮安县为研究样本,分析其产业扶贫生计响应的结果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产业扶贫必须注重农户的生计响应,创建和完善以资产、收入、能力和精神益贫等为要素的多维益贫机制,以期促进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脱贫目标。     

提升旅游生计资本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共进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提升是评价生态补偿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构建旅游生计资本框架的基础上,对渝东南不同地区14个乡村的旅游生计资本进行统计,进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资金补偿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物质补偿、政策补偿作用次之,技术补偿作用最不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的农户旅游生计情况,应通过农户生计需求与生态补偿方式之间的精准对接,进行生态补偿方式的捆绑组合,进而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效应评估及政策创新

陕西移民搬迁肇始于2011年,兼顾生计、扶贫和生态等多维目标,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策源地”。其后10年间,通过“十二五”时期的避灾搬迁、生态搬迁和“十三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陕西共316.09万贫困人口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困境。面向乡村振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团队通过广泛的国内外合作研究,深入探讨陕西易地搬迁地区生态与搬迁农户的福祉问题,于2011、2015、2019、2021年在深度贫困与生态脆弱相互交织的陕西地区开展搬迁专项调查与政策评估,探索建立了评估搬迁政策的概念框架、创新路径和科学方法,探究解决家庭人口动态性与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困境、生计与生态系统耦合等复杂问题的新路径、新方法和新模式,形成了中国情景下的解决方案和推广案例,在科学创新研究、政策实践推动、国际交流发声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第一,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效应评估。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相关理论及应用,围绕生计资本、生计策略、贫困脆弱性等对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模式展开全面探讨。研究发现：农户搬迁后生计策略的变化基本上契合政府所倡导的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转型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变化更多地...     

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联结导向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不同联结导向及其差异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探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研究揭示了4种不同的联结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类型A（能力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强调市场机制在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中的作用； 类型B（能力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通过政策扶持和环境优化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 类型C（权利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侧重于市场化方式激活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红利，保障小农户生计权利；类型D（权利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则采用行政主导方式强化小农户生计权利保障。同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以巩固拓展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效为契机，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联结过程中的作用，优化合作经营与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制度体系。但是，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必须有效防范因生计能力不足和生计权利缺失导致的经营效能低下及其衍生风险。     

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

建构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生计资本,并借助莫兰指数分析了调查区村级户均生计资本的空间聚集特征。发现：调查区农户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相对重要性突出,物质资本相对重要性最低;农户生计资本得分整体偏低,特别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已是当地农户生计改善的短板;人力资本是户际生计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村级户均生计资本存在空间自相关,其中人力资本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性,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正自相关性,社会资本则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负自相关性。因此,针对农户层面的扶贫要优先实施以非农技能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针对村级层面的扶贫必须综合考虑五种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空间异分特征。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选择

不同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了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经济作物面积和牲畜数量的增加与农业专业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经济作物面积每增加一个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会相应提高3.472;获得信贷的情况和家庭是否有干部与非农单一化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正相关,农户获得信贷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和以农业为主的发生比扩大1.615倍.由于不同区域生计策略存在差异,农户在进行可持续生计策略调整时,打工和经商作为生计多样化的主要手段,而资金和技术缺乏成为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的制约因素.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