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作为民国议和代表与司法总长伍廷芳的贡献

伍廷芳在确定共和民主制度的南北议和中有很大贡献。同时他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任内先后办理的姚荣泽、宋汉章两案,为诉讼法制和行政法制的近代化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前对伍廷芳研究的谬误应是由相关论著在史料和史评上的失误造成的。     

民国律师立法及其对司法公开的促进

西学东渐引发了清末司法改革,随着"姚荣泽案"敲开中国司法公开的大门,相应的制度配套要求随之而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民国律师立法。民国律师从形成到发展到完善,历经近四十年的时间。在对《律师暂行章程》、《律师章程》、《律师法》的分析中,可发现民国律师的地位微妙,及其对司法公开的促进价值。     

陶成章案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对陶成章案发生的直接背景、直接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陶案并非是陶成章与陈其美争夺浙江都督而发生的。本文对陶案的幕后主使人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存在四种可能性。     

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光复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革命团体之一。它以浙江为主,在江、浙、皖等省组织和领导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间会党以及清朝新军中一部分转向革命的官兵,前仆后继,奋战八年,会众十几万人,牺牲和就义的骨干几千人,是同盟会在长江下游几省的主要同盟军。曾给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以极为沉重的打击,终于配合同盟会推翻了反动腐朽的满清政府,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过程中,对光复会采取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方针,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可是陈其美在光复上海和辛亥功成以后,对光复会则采取排挤、打击乃至摧残的态度。他指使蒋介石和王祝卿暗杀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又派人行刺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蒋介石当时是陈其美的忠实部下,与陈一鼻孔出气;他自己当权以后,一贯执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方针,千方百计排斥和消灭异己,光复会当然也不例外。     

天津市:坚持两项原则 打造一个体系

正坚持"生命至上、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虽然对于"婴儿安全岛"(以下简称安全岛)的建立民政部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但安全岛工作一直是媒体关注的新闻点。争论的焦点在于建安全岛是有悖法律、片面鼓励遗弃行为,还是遵循生命至上原则给弃婴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在这一问题上,首先要将思想统一到"生命至上、儿童利益     

社会主义企业民主论

一、真正企业民主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胜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因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孰优孰劣、孰胜孰败的问题就越出了纯理论争论的界碑,进入了既进行理论争论又接受实践检验的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前者对于后者有优越性并且能够战胜它的话,那么优越性究竟在哪里,     

陈其美与善长典

回溯辛亥先驱,早岁大都有一番留学日本史,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亦不例外。所不同的是陈其美早在赴日本之前,就已在浙江石门善长典当做了十二年学徒,他的思想以及对社会的认识,较之一般莘莘学子要成熟得多。陈其美的这段学徒生涯实是他爱国主义的初步实践,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也是研究他早期活动、早期思想的重要一页。善长典设在石门县城(即现在桐乡县崇福镇)西横街半爿弄口,处闹市中心,是清季石门镇四大当铺中最大最老的一所。善长     

陶骏保案与江浙联军内部的矛盾

最近,有的论者提出,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不久,沪军都督陈其美枪杀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保,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团结,实现既定的反清目标所不得已采取的基本正确的行动”。其主要理由是:陶骏保“扣压子弹”,“导致了秣陵关起义的失败”,“排斥联军司令部”,“阴谋争权”。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陶骏保犯了“危害革命全局,破坏革命派团结统一的政治性错误”,肯定他是“一匹害群之马”,从而得出了枪杀陶骏保“在方向上正确”的结论。这就抹煞了陶骏保案的真相。因此,有必要进行商榷。 1 论者关于陶骏保“扣压子弹”,导致秣陵关起义失败的观点,源于陈其美枪杀陶骏保“告示”及其与江苏都督程德全致江浙联军各军长官电文。1911年12月13日,即陶骏保被杀的当天,陈其美为防止军民“疑猜”,“致生惊恐”,发布“告示”,说陶在“联军攻宁时”,“私自截留”了从上海运往南京的械弹,以致张勋“未能即除”,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在致联军各军长官的电文中又     

逊清皇室与《优待条件》的入宪

《优待条件》形成于辛亥革命时期,对逊清皇室具有重要意义,是其政治特权、经济生活的重要保障.民国初年,《优待条件》遭遇危机.为了给《优待条件》提供安全保障,逊清皇室借助民国制宪之机,积极运作《优待条件》的入宪,但由于民国政局混乱,最终功败垂成.逊清皇室的努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优待条件》做了宣传,彰显了其法律地位.不过,《优待条件》入宪是一次执行的错位,面对乱局,即使入宪成功,亦不能为其提供所需的保障.     

再论辛亥上海光复与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的是非问题

辛亥上海光复及沪军都督的归属问题,历来是历史学界聚讼纷纭的一个老问题,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历史公案.及至今日,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然未能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通过考察后认为,在辛亥上海光复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以李燮和为首的光复会军警势力,但沪军都督的位置最后为陈其美所得,则是多种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的,陈其美与李燮和相比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作者认为,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出台有着直接的联系,甚至是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曾经多次高度评价陈其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明了此中奥秘,就无法真正把握这段复杂的历史是非.     

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中消费文化的呈现研究

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州这座商业中心城市消费文化的繁荣。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经,以辛亥革命时期、民国前期、日伪统治时期、民国后期四个时期的重要商业报刊为节点,搭建一个考察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发展活动的经纬框架,探讨商业报刊通过新闻报道和广告等呈现出的广州市民消费文化、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景观及相互间的互动关系。     

美国思想传统的形成与斗争

美国建国时期社会思想界曾就民族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的性质和政权机构等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形成了各种思想流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理想、学说。美国200年的思想史贯穿着革命民主派和温和保守派的斗争。十八世纪后期     

论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对这个政府的性质,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多数同志肯定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但也有的同志认为它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阶级联合的带有旧民主主义色彩的专政。”那么,对这个仅仅存在了三个月的政府,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本文想就此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主要有三股势力在争夺中央一级政府的领导权。独立各省中,一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二是以陈其美为代表的上海集团。而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反动势力,则压迫清廷与革命双方,力图篡夺革命成果,夺取革命方面的中央权力。黎元洪以武昌首义自居,认为组织中央政府要以他为中心,建都武昌是天经地义的。他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开风气,鼓新潮——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蔡元培

蔡元培在反清革命中不忘妇女解放 ,民国成立后身掌大权仍致力于解决妇女问题。在这两个时期中 ,他一直是男女平等的热情支持者与倡导者 ,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上 ,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方法"称谓之争抑或法律观之争——一场正在兴起的有关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争论

目前中国法学界有关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称谓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争论.虽然两者在"根据法律的"、"司法领域的"、"法律内在视角的"、"往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等基本立场都是相同的,但两者所持的法律观明显有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立场只能是怯律"的立场,而非"法学"的立场,有关方法称谓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在进行着法律观的争论.可见,"方法"称谓的争论所引发的是方法论的争论以及法律观的争论,由此,这场"方法"称谓的争论可能会催生出中国法学流派化的法学研究现象.     

论控辩平等之理论基础

研究控辩平等的理论基础,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原则、本土化建构以控辩平等为原则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权力制衡理论是控辩平等立论的哲学思想基础:程序主体性理论是控辩平等立论的法律文化基础;个人本位是控辩平等立论的核心价值基础;实体公正是控辩平等内在的结果价值追求;程序正义是控辩平等外化的过程价值追求.     

法律与政治 前景与展望

《世界经济导报》今年年初刊载了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的新著《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第19节的部分内容,现摘录一些观点于下。在“法律和其他问题”的标题下,费正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的几年里陆续制订宪法和若干法令法律,但‘法律至上’却难以实现,因为最高权力由党一手执掌,而党的政策自然是时有反复的。在毛泽东时期,法律和道德一度融为一体。按照党的标准,合乎道德的行为受到政府的提倡,而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则象在封建王朝的儒家学说中主张的那样受到惩罚。结果,法律和政策趋于重合,任何违背党的政策的事情因而都是非法的”。     

论中国特色党法关系理论的生成

综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关系,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党没有处理好党权和法制的关系,但是从其在革命实践中及其执政后的客观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对于宪法和法律的认识始终是明确的,建设以宪法为渊源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作为革命领导和具有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其自身“依法执政”的自我克制原则乃是建立“法治中国”的基本途径,即在“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基础上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这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党法关系。     

评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

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显赫一时影响巨大的风云人物,又是一位颇有争议迄无定评的历史人物。本文拟以陈其美从事辛亥革命的历史实践,在谋求祖国民主事业中的作为,提出一些看法,就正于专家同仁。陈其美(1878—1916),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清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十五日(公元1878年1月17日)生于湖州城内五昌里。父陈延佑,字眷仓,是个秀才,屡试不第,弃儒从商,在钱庄做些文字笔墨事务,家境小康。陈延佑生有三子:长子其业,字勤士;次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