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探讨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行政法的精髓 ,在指导和统帅行政法的制定、实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没有真正体现行政法的本质特征 ,也没有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法的新理念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应包含行政合法原则、程序正义原则、行政救济原则。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对行政法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行政法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从宪制的角度来看,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更大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来看待行政法,则主要强调行政法的实然性,强调行政法要与现实切合。从对行政法的本质的把握来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发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行政法治原则、适度性原则、互动性原则、程序性原则、责任行政原则。     

中国农村市民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社会传统上是乡土社会,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它已经展现出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本文结合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运用市民社会理论从社会自治、政府职能和法治秩序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农村市民社会发育、发展的道路。     

行政法的现实反映与价值追求

21世纪 ,在实现法制文明化、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中 ,包含一项重要内容 ,即行政法制现代化。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需要以完善的行政法律规范为基础。完善的标准在于 :一是行政立法应满足社会的客观需要 ,反映新的经济关系 ,以实现行政法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 ;二是行政法应体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彰显民主、科学 ;三是行政法要协调好行政权与各种权力与权益的关系 ,在价值上达到社会公正理念。     

问题导向下党政合署制度中的回应型法治分析

中国的党政合署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问题,而向前推进,回应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法律任务。到了新时代,新的历史问题与社会条件决定了党政合署制度能在规范完整意义上建立真正回应型法治。同时党政合署制度在回应社会治理问题前提下从政治性转向社会性。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基层党政合署制度建设层面,回应型法治得到落地。     

论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的一次全方位改革。它需要政府树立全新的行政理念;在加强和改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社会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要给予积极回应。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立足于实现行政法治社会。行政法治社会的外在形态即行政法秩序,其基础性本质内容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法律性实体性本质内容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法律价值性本质内容是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行政法治社会是渐次实现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行政法运行所展现的“控权”与“平衡”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     

新媒体时代政府回应公共参与的路径选择

传统媒体因单向传播而缺乏互动机制,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政府向受众的单向传播,成为公众参与的积极推动力量。然而,新媒体对公众参与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回应,发挥新媒体在公共参与中的优点,遏制其缺点,促进公民参与,使新媒体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舶来品,并成为东亚民主和法治研究的重要话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民间社会”来表达其特有旨趣,而大陆则出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话语转换,这不仅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民主法治的现实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     

党政合署体制下的行政法发展

党政机构合署是目前我国机构改革的最新方向,也是目前整合完善政府工作部门职能,优化部门的组织构架和设计,明确部门职能权限新的方式。但是在十九大报告提出党政机构合署办公以来,我国党政合署的探索道路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党政合署办公的机构改革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当前关于党政合署改革的讨论在学术界的研究还相对匮乏,在法学领域甚至是行政法领域的研究更为稀少。因此,处理好机构改革与法律完善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法律的完善为机构改革保驾护航,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用法律来保障改革成果。以行政法的眼光来正确对待党政合署机构改革的问题,协调处理机构之间的关系。     

论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从法学的视角看,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理念的实现和宪政精神的诞生过程,就是私法文化和宪政文化的孕育成熟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过程.从宪政和法治的视角讲,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国家的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并呈自发态势的私人自治领域.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和宪政理念.市民社会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房产“限购令”的救济瓶颈及其突破路径

房产"限购令"作为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确保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存在瓶颈,通过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等若干路径,可以有效突破上述瓶颈。     

刑事和解的市（公）民社会基础

刑事和解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二者博弈互动的结果。随着市民社会的孕育发展壮大,市民社会内在固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精神必然催生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因契合了市民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精神,又加快了市民社会建构的步伐,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在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除了尽快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外,当务之急要转变国家职能,淡化报应观念,并使人权观念深入人心。     

行政法视野下公众参与的法治意义

行政法治不仅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准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在行政法治领域,公众参与对于保证行政机关依法、公正行使职权,维护和增进公民的合法权益,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

文章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治理论、实践应由强调法治的治国制度特性和管理、强制功能,向法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功能转变。通过权利主体由抽象转向具体,实现权利的物化,使法治得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     

论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本文从罗尔斯的程序正义论出发,提出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是依法行政的观点,就中国行政程序法的改革方向,提出法制程序化的观点。     

论中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

行政伦理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也带来了一些伦理失范现象。制度缺失所造成的公务员角色冲突和公务员自身现代职业精神的缺乏是导致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欠缺的主要原因。公务员法的出台是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制度上的完善,但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信念伦理的构建。     

影响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七大因素

从立法、执法实践及法学研究等视角考察,可以发现影响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主要因素集中在七个方面,即(1)对国家、国家机关性质、地位的认知程度;(2)经济政治体制改革;(3)宪政文化;(4)对行政权与司法权之分治界限的认知程度;(5)立法的价值取向;(6)执法质量;(7)法学研究。把握这七大因素是健全和完善中国行政法制的关键。     

经济法的"平衡协调论"与行政法的"平衡论"之比较

经济法的平衡协调论和行政法的平衡论均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的本质理论成为学术界的理论流派。经济法的“平衡协调论”和行政法的“平衡论”从各自的理论角度都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行政法的“平衡论”实为丰富了的“控权论”。行政法的平衡论具有公法领域的理论的平衡、“不平等地位”的平衡、“动态”的平衡、“程序法意义上”的平衡等特点,最终是实现均衡状态。而经济法的平衡协调论具有“以公法为主、公私交融”领域的理论、“平等地位”的平衡、“静动结合”的平衡、“实体法意义上”的平衡等特点,最终实现“双赢格局”的平衡理论。正是由于两者在理论本质上的不同最终决定了经济法和行政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区别所在。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