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是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必须要承担的道德和道义上的责任.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产生的依据是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价值目标、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职能优势,以及政府自身公信力建设的需要.在公共危机产生和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政府的伦理责任都有所体现.     

论公共健康伦理的理论实质

责任是应用伦理学的核心范畴。责任伦理是一种以恪守职责作为基本道德原则的伦理。公共健康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公共健康涉及到政府、公众、专业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的责任。公共健康伦理为政府责任、公众责任、职业责任提供了相应的伦理规范。     

论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特性

公共管理是近些年刚刚诞生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 ,伦理关系的基础性意义被突现了出来。在对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 ,如何自觉地遵循其成长的规律 ,是需要从对它的伦理关系的考察开始的 ,只有把握了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基本特性 ,才能作出自觉建构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制度选择。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是公共管理能够区别于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其中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自身的特性又是理解公共管理能够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前提。公共管理伦理关系与一般性社会伦理关系相比 ,具有开放性、具体性、整体性、非交换性、非赠与性和历史选择性等基本特性。     

权利优先还是公共善优先--流行病伦理的社群主义视角

流行病危机导致流行病伦理的产生。目前的医学伦理无法解决流行病中的伦理问题,因为流行病伦理与医学伦理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流行病防控中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这种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流行病防控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健康,而社群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善,公共健康是一种公共善,因此,社群主义能够为解决流行病伦理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提供理论资源。     

试析转型期公共伦理的缺失

转型期伦理领域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公共伦理的缺失 ,原因在于传统的儒家伦理和奉献伦理都存在着缺乏公共伦理资源的隐患 ;而市场经济的转轨 ,社会结构的骤动 ,使得公共伦理问题进一步凸显 ;公共伦理的重建 ,一方面需借助法律制度作依托 ,另一方面需通过价值内化的途径从底线伦理开始培育 ,这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政府伦理市场--市场伦理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理论范式来分析人们的道德行为.正如公共选择理论取消了私人领域的"经济人"和公共领域的"政治人"二元区分一样,我们进一步地把"道德人"和"经济人"看成同一个人.因此可以把人们的道德行为理解为一种物品供给,道德行为这种物品具有正外部性,是一种公共品.正是这种公共品的特征决定了不能依赖自发的秩序来增加伦理道德的有效供给.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伦理规范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起增加道德供给的责任,政府的重要责任就是要提供正义.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伦理

自从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以来,责任伦理在伦理学研究中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责任伦理水平是决定能否合理应对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伦理是前瞻性责任和追溯性责任的统一,但强调更多的应当是一种前瞻性责任。为了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应当通过培养角色意识、明确价值追求、加强制度建设等途径,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伦理水平。     

伦理问题及其他——过程分析的视角

李泽厚与杨国荣以对话的形式,对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伦理与道德的涵义、权利与善、经验与先验、历史与理性、心理与本体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转识成智”中的“智”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讨论.杨国荣认为宗教性道德中蕴含着个体性的人生取向,这种取向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由此,他更趋向于考察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及两者的相互制约,李泽厚则坚持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对伦理与道德,杨国荣关注两者的共同内涵,李泽厚则突出两者的区分.关于权利与善,杨国荣主张区分以一般价值原则等形式呈现的形式层面的“善”与表现为对人的合理需要满足的实质层面的“善”,由此侧重于权利与善之间的互动,李泽厚则强调权利优先于善.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三个著名命题,杨国荣在充分肯定以上命题的重要理论意义的同时,主张以“先验返经验”、“理性渗历史”、“本体存心理”来延伸和扩展以上命题.对李泽厚提出的“金冯学派”传统与“转识成智”中“智”的涵义等问题,杨国荣作了简要回应.     

论公共伦理视野下的诚信政府建设

构建诚信政府是体现“人民主权”宪政原则,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公共伦理建设,是推进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的有机结合,是不断提高政府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能力的重要举措,是构建诚信政府的重要途径,对于构建诚信政府十分必要和重要。分析西方政府诚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从公共伦理视野下构建诚信政府提出了几点意见。     

论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

科学揭示管理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及管理伦理的本质 ,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管理之道 ,充分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的功能 ,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管理伦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本文认为 ,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 ;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 ,管理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管理的外在道德是指管理活动的合伦理性或合理性 ;管理的内在道德是指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涵所应有的道德要求 ,是管理最根本的活动准则。管理的道德性规定为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以反叛和解构为其旨趣,直接地指向现代公共行政本身。行政公共性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的反叛和解构。但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并非一种虚无的事实,而是与现代行政公共性完全不同的一种事实;它包含于碎片、差异、多元之间,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在其中展开的环境与语境,构成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发生的场域,它是一种公开、实在、共同的场域,可以称之为＂阳光之幕＂。后现代公共行政是该场域中的游戏,它需要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又需要政府提供服务,从而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得以实现出来。     

论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的区别

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同属于管理学科,二者有着共同的管理学基础,但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是目标函数的差异、产权约束的差异、组织性质的差异、信息偏载程度差异等。公共管理的主要领域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尽管营利性组织中也有行政管理问题,但本质上不属于公共管理。公共管理与政治直接相关,这完全不同于工商管理。当代新公共管理学派较多地借鉴了工商管理的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这有合理之处,但抹煞、忽视二者的差异,又是新公共管理学派的缺陷之一。     

WTO下的政府转型与公共行政

行政应当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 ,行政定义中的国家行政的权力意识应当弱化 ,而向以公共性为最本质特征的公共行政靠拢。同时 ,公共行政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 ,也依赖政府在政府义务、行政规则、行为方式和行政手段四个方面的转变     

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对我国参政党、执政党、司法或立法组织牵头推动其他不同组织之间合作进行公共治理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得出对公共治理中组织合作方式的一种社会网络理论框架内的描述。分别用"弱关系的强力量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和"含有对等性思想的网络位置和社会角色分析"等理论对组织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最后获得从社会网络视角看组织合作的清晰描述和独特认识。     

行政价值与公共行政

作为政府对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或行政体系存在的理想状态的基本信仰和信念 ,行政价值观具有整合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辐射功能、规范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因此 ,行政价值观对政府组织及其公共行政活动包括行政目标、行政组织结构模式以及行政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危机：概念矛盾与研究困境

概念的混乱、研究路径的不清和研究方法的褊狭是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遭受质疑、面临发展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公共行政学要走出危机首先必须面向实践,从研究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概念体系和学科体系进行重新梳理,建立既符合中国传统和现实,又有利于国际交流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其次还应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和运用,并加强微观领域公共问题的研究.     

公共管理学研究何以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

以美国学术界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至今仍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这不仅导致了公共管理学学科基本问题阐释上的过度分歧,也成为公共管理学发展成熟的一个瓶颈。统一的哲学基础的缺乏,并不意味着该学科在规范意义上面临危机,它反映了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方面的困难。这种困难的生成,当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依存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性质紧密相关。美国社会的反中央集权意识及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与政治哲学传统,公共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综合与变化特点,公共管理学的人工科学与交叉学科性质,是导致公共管理研究缺乏统一哲学基础的主要根源。     

公共行政变迁的背景分析

公共行政从19世纪末产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期间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及社会生活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行政管理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公共行政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了解公共行政变迁的背景,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     

论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理念之变革

我国地方政府改革大体上走过了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治理变革三个阶段,其间经历了两次思想和理论的飞跃。这一发展历程既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全球化浪潮和西方发达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刻影响。着眼未来,各级地方政府应树立系统观念、优先观念和权变观念。只有在这种全新治理观念的指导下,地方政府的公共行政改革才能在民主化、法治化和市场化的道路上顺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