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记写作与研究综述

作为传主的张爱玲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成为众多传记作者的聚焦点。迄今,已出版的张爱玲传近七十部。从学理角度考察,这些传记已初具研究对象的独立、驳杂与丰富性。回顾与总结张爱玲传记写作及研究的整体状况,对传记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普范性,对传记创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的差异——兼评杨正润《现代传记学》

历史地考察,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应做严格的辨析。从18世纪后期起,西方社会伴随着对＂个人＂发现,传记写作与理论认识发生变化,出现以书写＂个人神话＂为主旨的现代传记,而与历史本位、道德教化的古代传记不同。不论东方西方,古代传记自然属于史学范畴,而书写＂个体生命过程及价值＂的现代传记则类同于文学。     

论蔡元培的传记写作

蔡元培并不是一位以写作传记而闻名的文学家,但在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传记作品.在接受启蒙教育和“自由”读书的过程中,他积累了良好的传记写作素养,逐渐形成了对中国传记文化的认同感.随着政治革命、教育革新等活动的展开,他更是积极写作各种人物传记,其中的革命家传和亲友传最具特色.晚年在胡适的影响下用年谱体写作自传.尽管蔡元培的志向并不在传记写作及研究上,此外亦无十分深刻的传记理论见解和非常自觉的现代传记文体意识,但对中国传记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简论林语堂的跨语际传记写作

传记写作是林语堂“文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语际的传记写作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不仅价值独特，而且触及了传记叙述主体的自我塑造，传记叙述中文化“差异性”的影响等诸多理论问题。通过对林氏传记作品的解读，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颇具文化使命感的身份自许，而且还领略了其超越的叙述智慧。     

论巴金传记的写作以及重写

巴金传记写作不仅数量多、持续时间长,而且有不少创作者对其进行了重写,通过对他们初写和重写的巴金传记的比较,不仅可以看到文学界对巴金的认识不断深入,而且可以感受到20年来传记写作观念、写作理论、写作水平的发展进程。     

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承前与启后: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

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古典传记到当代传记之间的过渡,其对古典传记的继承与对当代传记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史料的推崇、对史鉴功能的强调和对作品抒情性的注重是其承前的具体表现。而当代传记作品中涌现的数量可观的革命英雄和政治伟人传记、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自传繁荣景象,以及当代传记创作对西方传记的借鉴,则是现代传记文学启后的直接体现。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艺术的实现，还是传记的危机——评斯特拉齐的“新传记”

李顿·斯特拉齐是 2 0世纪“新传记”的奠基人 ,他的开辟了传记“艺术化”之路 ,他的作品不再注重对传主的行为描述考证 ,而是着力于揭示心理动机 ;不再仰视传主 ,鼓吹其道德功绩 ,而是对其进行“滑稽化”处理 ;因此斯氏传记充满想象张力和虚构空间 ,不再是历史的附庸 ,成为“传记体”小说。但也带来了传记的“存在危机” ,使传记产生自我取消的“危险”。     

当前传记作品的写作形态和批评要求

通过对上海鹿鸣书店在售情况和被称为传记文学的三种期刊栏目的分析,从具体的调查和资料出发,讨论当前传记作品的市场情况和写作形态,辨析传记作品的史学特性,提出实、真、奇、伟的当代传记写作的学理批评要求。     

萧红小说的言说方式初探

通过对萧红小说行文特点的探讨与研究,试图从言说方式对其小说艺术形式的现代特征加以论述。萧红作品的主导思想就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与重新审视,而她的作品中所反映的这种现代性与超前性,正是通过个性化、女性化的生命体验与广大人民的切身痛苦结合起来的。这种独特的言说方式使得她的作品独具魅力,这证明了她的小说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独特价值,及对现代小说的影响。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简论

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发展与繁荣，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现象，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突出成就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有时代审美变化的原因，也有传主人格魅力的原因，还有传者精神需求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写作也存在着意义缺失、为传主讳、屈服于大众趣味的弊端。     

论洪峰新写实小说风格的转变

洪峰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创作从80年代后期开始有了转变,到了90年代有明显的转变,即由之前的技术狂热,转向对现实性的回归。本文重点阐述了他由技术狂热向现实复归的历程。     

从萧嶷和萧子响的人生看齐初宗王政策

萧嶷和萧子响同为齐武帝的近系亲属,萧嶷尚文而得以保全,萧子响崇武而最终被诛.两人不同的人生历程充分体现了齐武帝时重文抑武的宗王政策.这种政策的形成与宗王制度本身的特点和齐武帝狭窄的心胸有着极大的联系.     

论唐传奇的杂传实质

在有关唐传奇起源的研究中,传奇和六朝杂传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从历史的实际看,无论是从古代目录学的角度,还是从古代文章体式的角度,唐传奇实质上就是杂传,在文体上是传体.传奇主要是一种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法,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新文体.     

城市品性与文化格调——论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风月梦》

尽管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学一直未能摆脱乡村化的底色,延至晚清,还是在扬州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小说<风月梦>,它符合城市小说的三个基本特征:小说场景的城市性,故事人物的城市属性,而最重要的是体现了当时的城市心态,表达出对城市生活的独特反思.本文从题材内容、叙述方式、文化格调三方面加以论析.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转型始于19世纪后期,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热潮中诞生.集中出现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的自传作品不仅摆脱了"史传"的影响,且以充分的文学自觉丰富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表现技法,标志着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第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他传的重要收获比较集中出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但过于追求历史事实的本相、注重叙述的依据,影响到作品的文学性.中国传记创作的现代转型是一次由借鉴模仿到最后脱胎成型的文体转变过程,也是一种崭新文体从萌芽到收获的生命成长.文学性的不断增强和史传特点的渐渐减弱,终于使中国的传记文学彻底告别脱胎于经依附于史的昨天,而成为一种独立于史学著作和记叙散文之外的文学体裁.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胡适与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并举,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和实现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是从发展“新文学”和革新旧体传记文体的要求中把“传记文学”独立出来的,而他提倡传记文学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西方传记文学思想。而是“发现”中国的传记文学传统乃至建立中国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应是“胡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