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为例

通过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处于较高的水平;就其影响因素而言,有无被欺凌的情况、与家里长辈的相处情况、家庭生活满意度、丈夫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探亲频率、丈夫汇钱时是否直接汇给自己、是否担心婚姻感情会发生变化、丈夫外出打工后夫妻感情的变化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都有显著的影响。     

婚姻关系、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基于安徽巢湖市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与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的对比,描述了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 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爱情"的婚姻关系和代表"面包"的生计策略对三类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都存在影响,但三类妇女追求"爱情"和"面包"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对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同等重要,二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互独立;对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也都很重要,但同时"面包"是"爱情"的现实基础.     

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①——性生活质量的调节作用

构建性生活质量调节下的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安徽巢湖问卷调查数据,本文以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为参照,描述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性生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现状,并采用有序回归方法对生计策略和性生活质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再生产策略对非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工资性工作和家庭再生产策略对准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农业生产策略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经营和工资性工作策略则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消极影响。此外,性生活质量不仅本身对非留守妇女和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上述发现对提高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福利有重要启示。     

婚姻合约的脆弱性：留守妇女精神出轨和行为出轨

婚姻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然而,伴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外出打工,留守妇女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一些留守妻子出现精神出轨和行为出轨现象。这些留守妇女看似稳定的婚姻事实上已经处于失序状态,婚姻作为丈夫和妻子之间一种合约的作用受到削弱。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对8个典型个案进行深入剖析,采用叙事性表达方式,深入揭示婚姻合约弱化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在此基础上,提出维护留守妇女婚姻合约、促进社会稳定的对策建议。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四川农村的报告

本文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留守确实影响了农村妇女的身心健康,留守妇女比非留守妇女更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倾向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及同龄女性和比以前更差了,更容易出现一些生理和心理不健康的症状;留守妇女的家庭压力、社会支持网络、当地医疗卫生状况等因素对其身心健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最后提出建立夫妻间良好的沟通机制、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三点建议。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压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留守确实增强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留守妇女承受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抚养赡养压力都要大于非留守妇女;留守妇女的年龄、家庭特征、当初择偶时对般配的重视程度、夫妻异质性、与外出丈夫的沟通状况、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其家庭压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出建立夫妻间良好的沟通机制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议。     

中国妇女婚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 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分析影响妇女婚姻状态的社会经济因素 ,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 ,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 ,检验各社会经济因素对婚姻状态影响的显著性。结果表明 ,居住地、民族、教育程度、收入和地区各因素都有对婚姻状态独立而显著的影响。其中地区的影响最大 ,而其他因素没有系统性模式。对于收入、民族和地区的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确立它们与婚姻状态的关系     

制度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妇女问题

留守妇女问题可以放在制度与政策的背景下审视。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户籍制、不发达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支持网络是留守妇女问题产生的基本制度背景。男性的外出虽然将妇女推向了关系网络处理与建构的前台。但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农村社区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好、弱关系网络建构的制度性支持不足等使留守妇女难以将这一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制度和政策导向是否有助于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让流动农民回到乡村．二是如何使留守妇女迁往城市。     

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西省修水县的调查

文章以中国中部劳务输出大县(江西省修水县)为个案,从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3个维度就当前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状况进行测量,并从个体家庭因素、社会资本、传统家庭文化和城市融入4个方面就影响该群体遭受婚姻暴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增加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风险;学历越高,遭受重度身体暴力的可能性越大;健康的身体状况有助于抑制婚姻暴力的发生;资金借贷和重大决定支持网规模、亲属支持密度是影响婚姻暴力的社会资本变量;流动妇女对传统家庭文化认知越高、迁移愿望越强,其遭受婚暴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必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法制化、多元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保护机制,充分激活多元主体在预防和控制婚姻暴力中的职能。     

促进还是抑制：数字技术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三期面板数据,本文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CMP）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改善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具体地,与未采纳数字技术的留守妇女相比,采纳数字技术的留守妇女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分别高62.36%和21.88%,而生活孤独感低73.00%。进一步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在线学习、社交、娱乐和消费是改善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途径,其中社交和娱乐的作用较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的健康红利因个体和家庭差异表现出明显不同,因照料家庭而留守的妇女群体享受到的数字健康红利显著大于因务农而留守的妇女群体,学历较高和家庭收入较高的留守妇女群体享受到了更多的健康红利,可见数字技术的健康红利尚未被全体留守妇女公平共享。     

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性别差异初探——来自吴江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还处于空白。本文利用《2010年吴江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中236份婚姻移民的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主观感知、经济层面、社会关系、文化适应等方面探索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和性别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婚姻移民的主观适应感较好,其总体经济适应程度要低于本地居民,在社会关系、文化等方面也仍有少数人未能融入当地生活;社会性别因素对社会适应的主观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不同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农村“妇小贷”政策满意度模型构建的实证研究--基于PCA和Delphi赋权法

正式试点实施已逾六年的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以下简称“妇小贷”）政策以其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倍受广大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高度称赞,然而学界围绕农村“妇小贷”的研究并不深入和全面。本研究以626户借贷农妇的调研数据为依托,基于主成份分析（PCA）和德尔菲法（Delphi）主客观结合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起了“妇小贷”农妇满意度模型;以期为该政策及其它基于性别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深入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以广东林寨古村落为例

为了实现“十三五”期末全国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乡村扶贫任务艰巨。尤其是具有自然、文化类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乡村,如广东省林寨古村落的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实现了本地文化资源与旅游要素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了乡村扶贫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效应,增强乡村的自我“造血”功能,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的调查为例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根源在于地区发展的相对落后。新经济迁移理论等认为影响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迁移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人口流出给边境地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人口流出的调查,分析流出人口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人口流出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有无外出经历、婚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和户籍等对人口流出有显著影响。应提高边境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边境人口流出的问题,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资本类型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来自江苏的证据

利用江苏地区农户调研资料,归纳总结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及主要特征,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剖析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以职业规划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个体资本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但作用程度低于其它资本。其它资本中以社会资源衡量的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行为影响尤其显著。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区域的影响远高于非农就业行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提升群体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规划能力、构建多维度非农就业权益保障机制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与发挥城市集聚效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