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扶贫开发模式助推城口新农村建设

扶贫开发工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贫困地区而言，脱贫是农村发展的首要任务。结合城口县情和扶贫工作体会，我认为，应采取“2＋4”的扶贫开发模式，从硬件建设和软件培育人手，标本兼治，破解城口“三农”难题，为城口的新农村建设开好头，起好步。“2＋4”的扶贫开发模式，即基建扶贫、产业扶贫＋智力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救济扶贫的模式。     

时政漫画

扶贫“急躁症”
　　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扶贫对象进行动态调整。然而，调查发现，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扶贫“急躁症”。有的急于完成扶贫指标，贫困群众的面貌还没改变，就被摘了贫困的帽子；有的搞起扶贫资源平均分配，非贫困户也被纳入充数。这样的随意操作，让扶贫效果变成一笔糊涂账。     

解贫致富，新在何处

国家首个“扶贫日”已过去。站在这一新的节点回头看，可以发现2014年是各地扶贫新政策迭出的年份--4月，宁夏出台意见，提出扶贫开发六大创新机制；5月，贵州省出台“1＋2”扶贫措施；6月，广西出台1个主文件和4个配套文件。其他一些省区也相继出台意见。     

采英拾贝

正只要是人才,只要有志于创新,无论什么肤色、什么国籍的人,通向中国的大门永远是一条绿色通道,要汇聚世界智慧为我所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深圳柔宇科技有限公司超薄柔性显示项目展示时,了解到公司由6位"海归"博士创立,李克强表示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中可能有社会保障、有社会救济、有发展经济带动就业,但没有中国意义上的扶贫。扶贫和救济有本质的区别,救济是救一时之急,而扶贫是帮助贫苦者找到摆脱贫困的办法,前者是"授人以鱼",后者是"授人以渔"。     

扶贫新时代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扶贫开发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遭遇新的挑战。在“十二五”顺利开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期的重要时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全面部署《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根据新形势，确定了我国今后十年的扶贫开发工作。     

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解读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调整扶贫标准是国际一质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我们以往的扶贫标准比较低，因此中央明确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新的扶贫标准在确定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首先，这个标准要与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的奋斗目标相一致，不仅考虑吃饭、穿衣、住房等基本生存的需要，也要兼顾部分发展的需要。其次，     

提升产业“五度” 加快转型发展——对话中共淮南市委书记杨振超

淮南有煤，但我们决不躺在煤炭上睡大觉，资源开发具有周期性，黄金期一过就会面临产业衰败，陷入“资源陷阱”，所以寻找新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一直摆在淮南面前。     

以“五改三建”为载体 大力实施参与式扶贫

扶贫开发进入新的世纪以后，“温饱以后的农民会想什么?干什么?各级扶贫部门应带领他们干什么?怎么干?”这一关乎民生大计的重大课题，突出地摆在了每个扶贫工作者的面前。为此，我州扶贫系统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的要求，结合四川巴中的“池园经验”和省扶贫办在宣恩县香树林村驻点扶贫的经验，在全州农村开展了以     

农村新模本：新农村建设的政治意义

明代章懋在《枫山语录》中说：“法无古今，便民者为良法；论无当否，利民者为至论。”鉴于地域条件各异，资源禀赋不一，建设新农村不可能也不应有统一、固定的模本。无论是何模本，关键在于其论是否利民、其法是否便民。本刊从去年第十一期起开辟了“新农村建设”专栏，已经发表了贵州“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湖北建始扶贫“整村推进”、武汉的“黄陂模式”等典型经验；本期又推出山东南张楼村“田园牧歌”式的“巴伐利亚试验”和山东梁锥新农村建设的“豪华”模式。我们选择刊发建设新农村的不同类型的做法。旨在为领导者提供决策参考。     

“3521”模式构建保康扶贫新格局

近年来，保康县抓住省、市挂点扶贫的政策机遇，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探索扶贫“3521”（三级覆盖到村、五联帮扶到户、两项统筹安排、一套机制保障）工作模式，构建社会扶贫新格局，脱贫奔小康试点建设综合考评连续四年在全省七个试点县（市）中蝉联第一。     

从文化下乡到刺激消费

近年来，科技界、文化界在年关之际开始了一种“下乡”活动，给各大媒体制造着“农村改变传统，开始过文化年”的新闻，在年味愈来愈淡的今天，“文化下乡”颇有些像农村年关的春联队。“下乡”队伍每到一处都能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以前从未有过”，这未免有些令人奇怪，“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口号在80年代就已经提出，而“三下乡”的新闻也有几年的历史，这样反响似乎不应该，但却是事实。早已经被城里人厌倦的“星”位平日里似乎绝少“下乡”，荒如沙漠的农村文化市场遇到“布谷鸟”就如同久旱逢甘露，这是顺理成章的。“乡里”的期待向…     

职业技能开发：扶贫的快车道

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增强贫困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这是扶贫观念和扶贫方式的一大根本转变。而要增强造血功能，关键又在于提高贫困农民的综合素质，尤其要重视职业技能的开发。     

文化扶贫与乡村干部队伍建设

“文化扶贫”是新时期中国乡村建设的一项重大探索，经过多年的成功实践，正逐步得到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认同。然而，文化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人们想到更多的是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如何进行宣传教育和文化传递，常常忽略了对贫困地区中男一重要群体——乡村干部进行文化素质扶助，而这一点恰恰是文化扶贫的关键。农民需要文化，乡村干部更需要文化。在农村地区开展文化扶贫，首先要让乡村干部文化素质“脱贫”。     

试论强制执行与执行和解的冲突与平衡

执行和解在强制执行中被广泛应用，对缓解人民法院“执行难”的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和而不解”，“以和解抗拒、拖延执行”等滥用和解的现象，阻碍了执行的顺利进行。这些现象的出现，表面上看是由于当事人主观来意造成的。而实质上，是由执行和解与强制执行发生冲突造成的，执行和解本质上是当事人进行私力救济的手段：强制执行则是由债权人申请国家专门机关对其债权进行公力救济的手段，执行和解与强制执行的法律特征完全相悖，和解的自愿性与执行的强制性互相排斥，必然会发生冲突，本文论述了强制执行与执行和解的冲突，通过分析执行和解的基本理念与价值取向，提出化解二者之间冲突的设想。     

信访四题

随着转型期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人民群众通过信访途径反映困难和问题，寻求救济的情况越来越多，期中有不少是“群体访”和“越级访”，这不仅对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利。也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还给信访制度本身提出了许多问题和挑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信息时代的领导者怎样提高决策的“先见之明”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与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而来，领导者决策面对的问题日益具有复杂性、突发性、速决性的特点，那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今日不知明日事，明日有事再请示”的被动决策方式愈来愈不合时宜。《孙子兵法》云：“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领导者决策的“先见之明”成为增强工作主动性和有效性的不二法门。     

衢州“新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出素质扶贫新模式

素质扶贫衢州模式成为全球扶贫大会案例 衢州是浙西农业大市．近40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制约着其经济发展。2003年，该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农民素质培训工程．培养出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全国扶贫工作的一项创新。2004年4月．联合国“全球扶贫大会”东部案例考察团称为“素质扶贫衢州模式”。     

被害人救助问题研究

一、被害人权利保护概述 （一）我国被害人的地位 被害人，一般来讲，指其合法权益遭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自然人或者单位因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而成为被害人。“有权利，必有救济”，国家必然要对其提供法律救济，     

有多少百强县 仍是国家级贫困县？

近日发布的2011年“全国百强县”名单出现了几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身影，这份名单也因此倍受网友质疑。记者查询发现，国家扶贫办2001年发布的“新时期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国家级贫困县），与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历年发布的“全国百强县”名单相对照，的确有几个贫困县出现在百强县名单中。     

遵循市场规律 推进扶贫开发

一、坚持立足山区特色资源，拓展产业扶贫领域 (一)构筑特色产业体系。经过“八七”扶贫攻坚和新一轮扶贫开发的努力，全县初步形成以茶叶、烟叶、畜牧、特色蔬菜、林果、水电、药化为主的特色产业群体，全县农民人平从特色产业产品经营中获得现金收入达930元，占农民纯收人的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