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游民论

在帝国主义、军阀和乡绅地主的多重压迫剥削下,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日益凸显。立足于对当时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分析,瞿秋白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总结了阶级分化所造就的游民群体,细致辨析了该群体的分类及特征,并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深入分析了游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提出了改造游民的路径选择。系统地研究瞿秋白的游民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对中国民主革命所作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进一步揭示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明代法律领域中的游民

有明一代,《大明律》和《问刑条例》中均没有将游民设定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并对其游离的特征进行惩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游民脱离了法律的视线.在明代的各个时期,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控制目标,游民群体不同的罪行特征会得到司法部门的强调和关注,并成为法律一时惩治的对象.明初对游民的惩治成为朱元璋重典惩治贪官污吏、整顿地方社会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化以后,对游民的关注主要落实在这一群体对国家经济秩序的干扰上.总体来看,明代前期对于游民的司法关注更多,从16世纪以后的立法和司法看,国家对待游民的态度明显宽容.     

单位社会下的游民：建国初期上海市游民治理

建国初期上海地区仍存在很多游民,给新生的人民政府、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与此同时,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单位社会也开始形成。由于单位社会的特性,上海地区单位社会的形成断绝了游民存在的土壤。     

游民意识与隐性社会稳定风险

转型社会大变革、大流动的特定背景诱发了中国社会边缘群体游民意识的复苏,导致了部分社会边缘群体的游民化;游民意识及边缘群体的游民化,构成社会稳定风险的隐性来源,防范和化解游民意识复苏和社会边缘群体游民化的关键在于化解其生存危机,因此,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培育公民文化和完善法律救济以保障边缘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应有之义。     

论汉代农业科学技术

汉代"牛耕法"、"代田法"等耕作技术的推广．使农业工作效率提高,增加了农业收入;大兴水利工程,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抗旱排涝能力;生产工具的改进,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改造游民的策略

毛泽东认为,游民来自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游民具有两面性,即集革命性与破坏性于一身。这种认识也决定了他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时改造游民的策略：一是通过给予游民以土地和适当职业解决他们的生计需求,从而把他们团结到革命队伍的阵营之中,同时在生产劳动中改造其游惰习气;二是从思想和组织等方面对游民进行整肃,使他们的破坏性降到最低值。在毛泽东这种策略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都对游民进行了改造,且成效比较显著,其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为建国初期改造游民、解决游民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汉代“乡三老”身份再探讨

围绕汉代"乡三老"是否为官的争论聚讼纷纭,主要原因是对史料的掌握与理解上存在一些歧异,其实"乡三老"的身份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考之史籍,西汉"乡三老"是官,但未被列入吏员行列.东汉的"乡三老"既是官,可能也被纳入吏的系统.汉代县、郡国三老的职掌及作用与乡三老不同.     

近代中国城市游民阶层的形成及其特征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城市游民在质积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影响着当时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布局。     

建国初期上海游民改造初探（1949-1951）

解放初期，上海存在着大量的游民，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为了解决游民问题，党和政府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周密的准备。通过收容、改造和安置的方式，对游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造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使上海游民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为进一步解决游民问题、稳定社会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代城市游民的构成与谋生方式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游民较多的朝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宋代游民大量进入城市谋生,从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城市游民阶层。宋代城市游民成分复杂,广泛分布在城市雇工、破落无赖、闲人、兵痞、江湖艺人、私妓、乞丐及流浪者等群体中。他们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或从事不法活动为生,为主流社会所鄙视。     

云深不知处——浅析两汉时期的隐逸文化与隐士

隐逸文化及隐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汉作为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发展初期,对于隐逸而言,自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透过这一过渡时期的隐逸文化和隐士行举,我们可窥得其时世风之一二。     

文化镜像中女性人格的差异：以儒家文化与游民文化为例

在儒家文化中,尽管是男性本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但女性仍然是有着一定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的＂人＂。在作为对儒家文化反动的游民文化中,女性的人格、地位并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沉沦为游民们仇视的对象,甚至物化为牛羊一类可以食用的动物,可以随便杀戮而不承担任何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大学生失业群体的游民化及其社会干预

由于多年累积,大学生失业人员呈现出"群体化"、"游民化"的特征,共同的教育经历、就业挫折和负性的心理感受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群体",他们在承受生活窘困、身心痛苦的同时也可能对社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建立失业大学生的应激管理、社会支持、心理疏导体系与机制.     

官府、通事与游民:清代台湾番汉关系中的角色分析

在清代台湾番汉关系处理中,官府、通事和游民发挥了不同的角色作用.官府因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推行阻碍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政策,导致其对番汉关系的调控始终处于被动,收效甚微.半官方身份的通事一方面居中牵线搭桥,促进番汉并耕共处,另一方面,少数通事行为不轨,横征暴敛,引发番汉冲突,是具有双重作用的媒介者.散处民间的游民虽是弱势群体,身陷苦难之中,但却成为制造番汉冲突的主要角色.     

两汉时期皇帝赏赐考略

两汉时期 ,皇帝对贵族、官僚、孝悌、贞节、高年和灾民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赏赐。由于赏赐对象的不同 ,赏赐的物品和数量也各有差异。赏赐对维护封建统治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主要是贵族官僚瓜分财富的一种方式。赏赐的无序性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社会边缘群体游民化问题对策研究——构筑现代化的城乡文化价值体系

边缘群体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时也给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造成边缘群体精神危机既有观念上失范、文化认同丧失乃至价值虚无等内在原因,也有社会制度制约和社会歧视等外在原因.在社会大转型时期,通过构筑现代化的城乡文化价值体系来解决边缘群体的游民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述论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 ,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大体而言 :西汉初期以征兵为主 ;汉武帝以后征募并行 ,杂以罚戍、谪戍、刑徒充戍、志愿戍边 ;迄东汉 ,募兵、刑徒兵、民族兵成为其边防主要兵源 ,并开始向世兵制过渡     

汉代诸侯官吏自杀现象剖析

根据纪传体正史记载统计，两汉（包括新朝）诸侯官吏自杀现象屡屡出现。究其自杀动机有被迫、惧祸、守节和保全家室等。这种自杀现象的社会根源是囿于礼的传统、对精神自由或肉体尊严的维护以及儒家经义的影响，它是特定公共行政和政治强权下形成的一种扭曲的社会习俗     

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江南地区处于半开发或不开发状态,但到了东汉末期和三国之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都是在东汉时期实现的。故近人多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论述东汉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之文,但都未能从东汉人文状况的变化去论述,本文正是从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入仕者与知名人士的涌现数量大大超过西汉时期的人文状况来论证这一问题,可补前人及今人论述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