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论

哈贝马斯从分析M·韦伯合理性概念入手,通过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观点的批判继承,系统阐发了科技意识形态论,提出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成为第一生产力,并成为意识形态新形式,认为科技意识形态有别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交换的基础意识形态,作为技术统治的隐形意识形态为统治合法性提供基础.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论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总体上属于科技悲观主义;但是它不仅深化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而且对于反思科技理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重新意识形态化”——克服精神危机的企图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折。帝国主义的政治方针和意识形态方针在一切战线的复灭已成定局。对方针作新的修改,已不可避免。第一批不得不重新评价的理论之一是“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在新形势下,“非意识形态化”方针显然已不起作用。相反,它们使资产阶级阵营本身的队     

科学技术政治霸权的进程及后果

科学技术的政治霸权,历经一个从物质生产领域到精神生产领域、再到上层政治领域取得话语霸权的过程.科技政治化是科技异化的一个怪胎.科学技术政治化破坏了科技与政治的独立性,扭曲了科学技术的本性,导致科技、政治、经济职能混淆,影响科技、经济、政治的正常发展.科技政治化颠倒人与工具的关系,最终异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审视新自由主义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判分析

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以“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为标志其由学术理论而经济范式化、政治纲领化和意识形态化.它在全球推行时,也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层面影响着我国的发展.基于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区分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有效利用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成分,并采取对策防范和抵制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渗透,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认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西方科研方式与科技形态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科技系统中的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逐渐达到均衡,在科技与三种力量以及三种力量彼此之间的耦合与互动中,孕育出一场信息科技革命.计算机信息网络的日益扩大使反集权的网络民主日益增强,为微观个体的科技创新迅速获得社会认同,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昭示着科研社会化的趋势.信息科技对传统产业改造的日益深入,使科学技术更加趋向一体化.     

科技风险的伦理思考

一项科技活动的最终结果存在着与科技的目标之一——善相反的可能性,这就是科技风险.可以说,科技风险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而且随着人的认识能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所涉及的领域的不断拓展,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在人类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科技的风险也在不断地增大.人们要考虑的,就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科技的风险,使每一项人类的科技活动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减少到最小.     

ChatGPT的意识形态风险审视

ChatGPT是人工智能发展划时代的标志，然而ChatGPT并不是其标榜的持中立客观的立场，而是存在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偏见，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ChatGPT的强大功能使其具有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功能，ChatGPT的西式资本所有权属性决定了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维持自身体系以及资本增殖的工具，ChatGPT的技术构成蕴含了其天然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偏见。ChatGPT的意识形态风险在现实性上表现为技术瑕疵风险、智能依赖风险、资本僭越风险、信息茧房风险、数据泄露风险、伦理风险和监管风险。防范ChatGPT的意识形态风险要从推动ChatGPT更好地服务于人，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者对ChatGPT意识形态风险的认知和应对能力，健全和完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巩固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阵地等措施出发，做好ChatGPT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工作。     

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警示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尽管针对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但他们的批判对当代中国同样具有警示作用.如果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审视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会发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解构,全球化时代“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悄然流行的现代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等隐藏着的隐患需要引起警惕.多角度地审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旨在引起我们对相关问题的重视,从而有的放矢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

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关系日益密切,如何看待它们在当今社会的关系,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日常生活空间日益意识形态化。大众传媒通过舆论导向、政治参与和价值整合功能的发挥,成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

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关系日益密切,如何看待它们在当今社会的关系,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日常生活空间日益意识形态化。大众传媒通过舆论导向、政治参与和价值整合功能的发挥,成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意识形态和科技社会的批判

文章采用马克思和批判理论的观点,把意识形态规定为任何阻碍人们重新认识、理解现实的意识.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就是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文章指出,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工具理性日益膨胀,价值理论日趋萎缩,人类的命运逐渐走向“专家而无精神,感官而无心灵”的悲剧困境.资本主义社会科技越是精密越显出文化生命的枯竭,生活世界表现出严重的“世俗化趋向”.这种世俗化恰恰是笼罩资本主义的病态.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必然性探赜

新自由主义从经济思潮源起,最终转化成意识形态体系,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既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更代表着垄断资本的利益诉求。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研究工具,分析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及其必然性,可以看出这种意识形态代表的是国际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认清这一本质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转向

"去意识形态化"是当代资产阶级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而采取的意识形态新策略,其实质就是为了资本利润而隐藏其政治取向。消费主义由于其消融一切差异的齐一化特征及其与资本逻辑的高度一致性,成为资产阶级"去意识形态化"的必然选择。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转向即由外在灌输转向主体想象,由意识形态转向意象形态,由观念上层建筑转向民间大众意识,由公开权威转向匿名权威。     

新时代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路径探索

发挥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效能是建设网络强国,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关键。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受到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风险、话语风险及传播实践中知行断裂等现实挑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对网络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揭露与批判、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的深刻影响。应对这些挑战应当在强化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推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创新网络传播技术和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真实感等方面优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路径,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转向

“去意识形态化”是当代资产阶级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而采取的意识形态新策略,其实质就是为了资本利润而隐藏其政治取向。消费主义由于其消融一切差异的齐一化特征及其与资本逻辑的高度一致性,成为资产阶级“去意识形态化”的必然选择。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转向即由外在灌输转向主体想象,由意识形态转向意象形态,由观念上层建筑转向民间大众意识,由公开权威转向匿名权威。     

浅析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样态、生成诱因及其治理逻辑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风险生成的重要场域,其具有的基于大数据的人机对话模式、基于自我学习的算法机制和不断改进的算力等特点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内嵌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表征为以技术为手段的意识形态权力转移导致的场域失落风险、以人机协同操纵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的话语权旁落风险和以模糊边界运作加大意识形态治理难度引发的治理失效风险。其生成诱因在于资本与技术扩张导致资本逻辑内嵌于意识形态风险之中,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话语权转移带来了人类语言逻辑表达与多元价值博弈,以及对话沉迷与主体危机的内容失真引发的治理范式转化与监管失灵。应立足于阵地治理、数据治理和制度治理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场域转变为巩固意识形态认同的最大增量。     

科技发展与政治文化

科学技术不仅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社会政治领域也产生重要影响。科学技术与政治文化的交互作用表现为:政治文化左右科技发展的进程;科技发展推动政治文化的进步。探索科学技术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媒介帝国主义”与传播霸权

现代传播技术推动了经济与信息的全球化进程,同时也导致了传播霸权与媒介垄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因其开发和控制了现代通讯与传播技术,形成了新的"媒介帝国主义",使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体系的建立受到影响和支配,国家文化主权也遭到严重威胁.科技全球化下的媒介已成为强国用以雏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有效工具.     

意识形态与现实存在的分裂关系——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齐泽克认为,社会现实总是在意识形态幻象建构的作用下形成,即现实就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而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存在＂。但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存在并不等于社会现实本身,因为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分裂＂。即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分裂＂。这种＂分裂＂主要是指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现实的分裂,并且这种＂分裂＂是不可弥合的,它只能通过＂社会征兆＂观察到。     

“李约瑟难题”求解——兼论21世纪科技革命的前提

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之所以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其关键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官僚政治制度无法提供这场革命所必需的经济、政治条件及文化土壤。任何一场全新意义上科技革命的成功 ,必须得到与之和谐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才能取得。 2 1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 ,必将建立在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坐标之上 ,并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竞争内容 ,更新意义上的科技革命只能发生在拥有最先进意识形态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