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曾国藩诗歌初探

曾国藩一生于学问领域用功最多者是诗文,其诗文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里精确阐明:"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他的情是地道的"爱恶悲愉",他的情强调了人的本性.消除了儒家气息.忧国忧民之情、思乡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渗透于曾氏的诗歌中.     

《诗经》亲情诗的文化蕴含与文学母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人伦亲情的国度,亲情诗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自然也是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三百"中有关人伦亲情的篇目和诗句随处可见.<诗经>以形象而质朴的语言写出了上古时代的浓浓亲情,体现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的人伦理想.自<诗经>以来,亲情诗不绝如缕,蔚为大观,凝结其中的丰富深厚美好淳真的亲情,构成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的华彩乐章.     

悲哀之美的历史投影--重读民初哀情小说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有对悲哀之美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指向,并赞颂因爱的死亡.<昭明文选>以哀伤为特色,其以悲哀之美所建立的审美范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基调.通过哀情小说这个形式,时代的情绪与悲哀之美的审美传统找到了契合之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蕴含了几千年历史中某类文化内涵的符号,也是民众某类情感的代言者.<玉梨魂>等哀情小说以诗化和雅化的手段强化了才子和佳人的悲哀,达到了本质意义上的悲哀之美.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对《选》诗的重新阐释

清初吴淇编选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吴淇借此对<选>诗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汉道"来规定<选>诗,将其界定为形式为五七言、内容精神上能够体现三百之性与楚骚之情的"六朝"诗,使得<选>诗范围被缩小,意义被绝对化,失去了原本的丰富性.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也是清初儒家诗学政教精神复兴大背景下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六朝<选>诗定论>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谈脂砚斋对《红楼梦》“情”主题的揭示

<红楼梦>开篇就宣称此书是"大旨谈情",脂砚斋也在批语中明确指出,<红楼梦>主要是写"情"的,是"一篇尽情文字".<红楼梦>中的"情",主要是指"儿女之情",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将儿女之情发泄一二","儿女之情"是"情情"与"情不情"的统一."情情",是指"谁对我有情,我即对谁有情."是对爱情的专一,情之所钟,一往情深;"情不情"是指对所有人和物都付诸真情,是一种博爱精神.<红楼梦>中的"情"又是一种悲情,揭示的是作者"情"的破灭、审美理想幻灭的悲剧.     

"家""国"之间──"民之父母"说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渊源

"为民父母"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家国天下"的观念在孟子的时代已经非常流行,文章以为其社会基础在于古代社会"家"、"国"功能的一体化,而<诗经>、<尚书>等早期经典则明确记录并十分推崇此种观念.儒家所主张的"家""国"一体的理想状态,乃是<诗经>中的"民之父母",以及<尚书>等典籍中的"作民父母"者所能达到的水准.在仔细研读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文章讨论了"民之父母"这一思想和古代社会机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经典之间对于这一思想的共同重视.文章亦对现代学者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作了分析和回应.     

《丽情集》考论

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丽情集>突破了历来小说偏重"志怪"、"传奇"的层面,而专取"丽情"一类,且多涉诗歌.故颇具文心与诗情,因此有别于一般小说集,既有小说之趣味.又有文章总集之功能,兼得雅俗.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就将它著录在总集类,而不是小说类.张君房在<丽情集>编集过程中肯定渗透了个人趣味,同时其所收文本明显存在着异于其所源出之本的现象.<丽情集>专收人间男女风月情爱故事,显示出一种新的趣味指向.对于元明言情小说而言,<丽情集>可谓广大教化主,胎息蕃衍沾溉深远.     

张西堂的《诗经》研究

对张西堂先生的<诗经>研究进行评析,以其<诗经六论>为依据.张西堂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古代并无采诗之事,故亦无古诗三千而取其三百之事;孔子删诗亦不可信;关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认为"南"与"国风"不同,南、雅、颂都是乐器;张先生驳斥了<毛诗序>之种种谬妄,对于<毛诗序>之作者,张先生亦力辨其非.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张先生也有剀切入里的分析.张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后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有的结论可商榷,而张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体现了朴学的严谨扎实的学风.     

谈《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从主题思想、情节处理、人物形象三方面粗浅地探讨了<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继承与发展.<紫钗记>把主要矛盾由原作小玉痴情、李益负心的矛盾转变为爱情与强权势力的矛盾.在情节方面,特别设计了一些"尊情"的情节.<霍小玉传>中霍小玉性格上有变化,到了<紫钗记>则突出写了霍小玉对李益一往情深;<霍小玉传>中李益的性格主要是先软弱后薄情,而<紫钗记>中的李益性格主要是忠贞,但还带有三分软弱.黄衫客是汤显祖期盼中的"社会的良知",但这种期盼是不可能实现的.     

脂评“情不情”与“情情”新解

“情不情”“情情”是情榜对宝黛二人具有结论性的评语。脂砚斋也认为宝玉有“情极之毒” ,此评不确 ,应予以辨正。因钗麝非宝玉情之所钟 ,而情之独钟是黛玉。弃钗麝为僧是宝玉的情极之变 ,亦是一种“情极之情” ,而非“情极之毒”。情不情的核心是儿女真情。宝玉对黛玉、晴雯之情就是天然情性去私净欲后的无瑕真情。“情不情”与“情情”不能分开 ,宝黛二人均可说是“情情”。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诗经》自然审美之鸟篇

鸟类是<诗经>自然审美的重要内容.<诗经>显示:先秦时代人们已能从声音、色彩、形态方面对鸟类作形式美观照,对鸟类的生活习性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对鸟起人生之情,以鸟为抒情之具,说明时人自然审美已从生理快感飞跃到心理快感,从中可见先秦审美意识的发展水平.     

试析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之写情论

在对<红楼梦>主旨的阐释中,陈其泰张扬"写情说".他从"知己"、"真情"立论,充分肯定了<红楼梦>所表现的男女之情,认为抒写真情是<红楼梦>的全部之意,而这种真情又突出地表现在宝玉与黛玉、妙玉的关系上.又,陈其泰把"写情说"与"发愤著书"这一批评传统结合在一起,准确地把握了作者创作过程中情感运动的规律,深化了明末清初以来关于"发愤著书"的理论认识.     

作为“情圣”的李贽

作为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李贽,同时也堪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绝罕其俦的唯情主义者.这种唯情主义不仅表现为李贽对人情沦丧、"市道之交"充斥的权势社会的深刻批判,不仅表现为李贽一生对人类真挚的朋友之情、真挚的男女爱情的无上推崇和一往无前的追寻,还表现为李贽对情的体认业已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而代表了对宋明理学的唯理论哲学取向的根本纠正,并向中国古老的唯情论哲学传统的彻底回归.正如李贽为我们所独揭的那样,该唯情论哲学传统发端于<周易>所确立的那种生生不已的"身道"之中,以及那种"身道"中生命得以可能的阴阳缠绵、因感生情之中.     

《诗经·大雅·皇矣》中的"栵"字考释

<诗经>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上古时期中国占代文化、精神状态、生活方式等等都有直接反映.它不仅是后世诗歌体的发轫之作,更是一部反映先民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对<诗经>的解读和研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诗歌发展史的本体特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发现并体认先民们的智慧与能力.进而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延续华夏民族的文化特质.前人对诗经的论述可谓是汗牛充栋,在大最精细而又翔实的考证和解读面前, <诗经>的面貌在今人眼中越来越清晰.本文拟从植物学的角度对<诗经·大雅·皇矣>中的"栵"字的沣释进行探讨.     

《石湖词》叙论

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石湖词>在宋代就为人称道,但后来逐渐为其诗名所掩,实为词坛憾事.<石湖词>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我之风姿,呈现丰富之特色,且由于范成大以诗人身份填词,使得其词或以清雅之笔化浓艳之情、悲怨之气;或以平和之笔化抑郁之情、家国之痛,体现出"诗人旨格",而无论在朝抑或在野均过着雅士生活又使得<石湖词>婉转可歌,故可以用"风雅之驱"誉石湖,以肯定范成大在中国词史之地位.     

《诗经》中“词头”的民歌文化意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诗经>中的"词头"这一语言现象,历来有多种解释方法.<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是对<诗经>时代民歌的记录整理,具有民歌的特色,从民歌的特点出发,可以对<诗经>中的"词头"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孔颖达《毛诗正义》对经学与诗学的贡献

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是一部为适应唐代治国与科举之需而诞生的<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孔子删诗问题及三颂体制差异等方面别有新见.在"三体三用"说、赋比兴释义、"六义"排序、<诗经>章句结构及用韵等诸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具有丰富而鲜明的诗学因素.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浅谈朱自清散文的"人情味儿"

现代著名作家和学者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以真挚丰富的"人情味儿"给众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读来自清散文,探析朱自清散文的"人情味儿",分析其中蕴含的血浓于水的亲情、相濡以沫的爱情、诚挚的友情以及深沉的爱国之情,会让我们深刻领悟到朱自清先生身体力行的"以人为本"思想和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朱自清散文的"人情味儿"将唤醒置身于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和紧张工作节奏之中的人们,细心感受人间真情,对促使人们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兵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译明诗三百首》题记

诗之为道,言志缘情.<击壤>之乐,帝力何有;<康衢>之谣,立我蒸民.卿云烂兮,南风薰兮.民之为本,莫之与京.是以其思无邪,<三百篇>之旨;其意多感,<十九首>之音.梗概多气而趋风华,曹魏直下六朝;情韵遥深而转理趣,赵宋遽变四唐.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前人之述备矣!     

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史学界对章学诚<史德>的解读有不同看法.笔者研读之后提出三点新的认识:一是章学诚指出"识"有三种:断义之识、击断之识、文士之识.二是"史德即心术"实为史家之思想品德.三是章学诚所云"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之"天",不是指客观历史事实,"人"亦不是指史家.只能按章氏之说理解,即"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因而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不是指正确处理史家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真相,而尽量不加之以主观;而是说史家尽可能使自己的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同时不增加气、情"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