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与中国现代词学

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的"境界"说,在现代词坛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围绕着对"境界"说的理解和阐发,现代新词学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词学中的"现代派"与"传统派"在思想上也形成了激烈的交锋和碰撞。这种交锋不但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境"说之内涵作了进一步深化,而且也对"现代派"与"传统派"自身的理论建设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人间词话》不人间

《人间词话》是汉语诗学里最流行的文本,论者往往把它作为记述王国维成熟思想的文献,甚至有论者干脆据此称许＂境界＂或者＂意境＂为东方诗学体系机关所在。本篇根据《人间词话》的内在理路、概念、矛盾以及王国维在后来对词话关键内容的自我修正,试图说明《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诗学思想的进路上是一篇过渡性的文字,＂境界＂或者＂意境＂并非王氏谈论绝妙好词的根本大法,倒是＂高致＂、＂气象＂是王氏欲言又止的诗学词论的标尺所在,由此论述了《人间词话》非人间的缘由。     

《人间词话》四题

一、“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与“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     

《人间词话》五题

一、境界的“大小”与“优劣”《人间词话》卷上云: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今案:静安(王国维字)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云:“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巴克(按,一译‘博克’,1729-1797,英国政论家、文艺理论家)汗德(按,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类矣。”此处境界“大小”之分,跟优美、宏壮(即“崇高”或“壮美”)之别,颇     

《人间词话》三题

一、“主观之诗人”与“赤子之心”《人间词话》卷上云: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谈新版《辞海》“人间词话”条

<正> 一九八○年出版的《辞海》中,某些有关文艺理论条目还颇有“左”味,像“人间词话”条就是一例。该条说:“《人间词话》……论词以‘境界’说为中心……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作为‘有境界’的‘最上’之作……其所谓‘真感情’是指先验的‘赤子之心’。作者最为欣赏李煜的词,认为最能体现这种‘真感情’。……”看来,编者也注意了词书的“客观叙述”的特点,没有正面断定是什么“主义”;但是,在加引号的“真感情”之前加上个“所谓”,并说是“先验”的“赤子之心”,这样,“先验唯心主义”的断语,也就“呼之欲出”了。《人间词话》那几条词论原文是这样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     

《人间词话》的文艺美学观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涉及到许多重要的文艺美学思想。主要有“境界说”、“隔”与“不隔”、“理想派”与“写实派”、作家的修养、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等。     

冷处偏佳 别有根芽—从《人间词话》谈纳兰词的境界

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有四处是点评纳兰及其词作的。他紧紧把握住纳兰词的情感底蕴,深刻挖掘其真切凄婉的艺术境界,使人认识到纳兰词独特的艺术魅力。     

回归“人间”的词话——被误读的《人间词话》

人们对王国维“无我之境”的阐释往往脱离《人间词话》这一文本语境,以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观念或是西方理论资源为指引灯甚至为目标,断章取义地进行生发,而忽视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原文表述和总体审美取向。笔者认为解释文本不能完全以解释者的“先见”来代替或歪曲文本语境以及作者本人的思想和生存境域,对《人间词话》还原式解读可以帮助我们切实地理解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说。回到文本本身才是文艺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人间词话》的几个理论问题辨析

《人间词话》是中西审美观念交融会通的结晶,但在逻辑层面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意境的理解基本着眼于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相对忽视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因而称不上意境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二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虽然化用了邵雍的现物说,却没有得到较好的阐释,尤其是与叔本华审美学说嫁接时出现观念混乱.三是对优美与宏壮两种审美形态的把握上存在偏误,在论述中虽涉及弱美形态却未能提出适当的范畴.     

《人间词话》手稿补校后记

几年前,我有机会读到了王静安《人间词话》手稿。我就通行的王幼安《人间词话》校订本、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本(1981年、1986年齐鲁书社版)、陈杏珍、刘垣《〈人间词话〉重订》本(1982年第5期《河南师大学报》)这三个本子,对照手稿,细加比勘,作了一次极其详尽的补校,共补校出200余处。经此补校,《人间词话》的真实的全貌,它的原始面目与修订过程,将获得进一步完善的反映。补校的详细内容,此处从略。下面拟补作若干说明。一、《词话》手稿本身的情况。此手稿     

《人间词话》杂论三则

本文共分三题。《“画屏金鹧鸪”、“弦上黄莺语”与“和泪试严妆”》是对《人间词话》论温庭筠、韦庄与冯延巳词的艺术风格的评述。《“创调之才”与“创意之才”》分析《人间词话》对周邦彦及其词的论述。而《“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旨在说明《人间词话》对苏轼、辛弃疾词风同中之异的深刻揭示的重要意义。文章充分肯定了王国维在词学研究方面的高深造诣,也指出了有些论断的缺陷。     

《人间词话》手稿四论

《人间词话》原稿书于"养正书塾札记簿"上,词话扉页有王国维作《戏效季英作口号诗》6首。词话正文后有《静庵藏书目》15页。《人间词话》手稿正文共20页。1908年10月,《人间词话》的第一批21则在《国粹学报》刊出。以此前推,《人间词话》的具体撰述时间当在1908年7月至9月间。《人间词话》手稿其实一直跟随着王国维。王国维之"人间"从内涵上而言,更多地渊源于《庄子》,"人间"乃是"人间世"的简称,以"人间"命名词集、词话,是他早年关注人间、志在改造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     

《人间词话》(重订)

卷上 1.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①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31]①“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初稿为“不期工而自工”。本则词话末尾[]内的数字,是用于标明手稿上排列的次序;下同。 2.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     

《人间词话》和《诗品》对读

《诗品》与《人间词话》在体例结构上二者都从先建立批评理论标准再到批评实践;在创作主旨上,二者都力图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诗学理论上,二者存在诸多相似相通之处,并有着各自的思想深度。《诗品》专论五言诗,正本清源,立首创开拓之功;《人间词话》专论词,体大精深,集古今中外于一体。     

《人间词话》论唐五代词评述——王国维美学研究之二

王国维词学造诣极深,诸如词的形成与发展、词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特征、词的风格与流派、词的语言和音律、词人的得失与词作的优劣等一系列问题,他都很有研究,并且多有震聋发聩、石破天惊的精湛透辟的论述,至今读来,仍富于启发意义。最能体现王国维词学观点的是他的《人间词话》。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王国维对唐五代词的论述做一番粗浅的评述,以期引起人们对王国维词学成就予以足够的重视,从而为社会主义的诗歌创作提供些足资借鉴的东西。文中所引《人间词话》原文均据姚柯夫所编的《〈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中的《〈人间词话〉汇编》。     

《人间词话》“境界”问题的文本诠释

《人间词话》“境界”问题是王国维受中国传统士大夫积极入世精神和西方悲观厌世哲学相碰撞的产物,是王国维艺术观的集中表现．“境界”有“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之分,而后者其实是“艺术的本质”或“本体”的同义语。王国维提出“境界”问题的实质是试图用摆脱实际利害关系的艺术（纯艺术）来暂时逃避人生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无限痛苦,是试图用艺术世界（艺术境界）来实现人生本体真实（人生境界）的手段和形态,所以所谓“艺术境界”应当是“人生境界”的客观化或物态化。     

黑海西头望大秦──序《〈人间词话〉与〈人间词〉》

黑海西头望大秦──序《〈人间词话〉与〈人间词〉》王振铎对于原本十分熟悉的对象．如果拉开一段距离．变换一个角度，用“陌生化”的眼光再去审视，便会突然发现这对象别有一番境界！“天下壮观君知否？”年轻的王国维曾经这样发问。世界上最壮丽的人文奇观在哪里？我们...     

王国维《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

为什么《人间词话》经久不衰?其“现代性”动力是什么?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它主要是受了叔本华的影响,而作为书中核心的三个“境界”之论以“大事业者、大学问家”和“大词人”为对象,这与叔本华的悲观厌世的哲学格格不入。王国维自言在《红楼梦评论》中对叔本华的伦理学提出质疑,嗣后他深究康德,那么《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有何关系?本文在对王国维的有关康德论述的考辨基础上指出《人间词话》融汇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引进了一种以科学实证为基础的“自然”观。他主张情景之间的直观表现,贯穿于“境界说”之中,包括“隔”与“不隔”、“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观点。《人间词话》含有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引进了一种新的二元世界观及认知主体,具有突破传统思想模式的意义;而“境界说”的镜子“再现”论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领域中写实主义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