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摘

胡玉坤、郭未、董丹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上撰文《知识谱系、话语权力与妇女发展》中指出,在国际发展领域,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围萌发于上世纪70年代。它既植根于主流发展与历史遗产,又是对后者的结构和超越。该领域处于发展研究与妇女研究的交界处,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受到主流发展努力以及诸多社会运动的滋养,遂形成了自成一体、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的知识、话语和实践体系。从历史与理论视界出发,本文回顾了国际发展界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的嬗变、检视了妇女发展的话语的机构化进程,并就这些权力话语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发展机构和各国政府发展议程、政策及项目的巨大影响做了一个系统概理。梳理表明,女权主义发展思想与实践业已在主流国际发展界赢得了重要一席之地。从wII）（妇女参与发展）崛起前“社会性别盲”的主流发展,到WID运动中专门设立针对妇女的项目,再到关注社会性别关系,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努力,它们无疑都是世界妇女发展进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然而无论是以渐进改良为取向的“妇女参与”,还是更激进的“妇女与发展”和“社会性别与发展”,抑或作为当下战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它们显然都不是解决妇女发展问题症结的“万灵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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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忠盛在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撰文《〈刘三姐〉的民族艺术审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刘三姐》以典型的人物形象，典型的爱情形象，典型的环境形象完美组合，一经问世便震撼中国，风靡港、台、日本、东南亚，海外掀起“刘三姐”热，可谓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今古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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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新在2008年第3期《妇女研究论丛》上撰文《30年中国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总结了女性／性别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指出女性／性别社会学对社会学的突出贡献是在知识生产或方法论方面，其理论基础是女权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并分析了女性／性别社会学在概念和理论方面的建构。如，劳动性别分工／公私领域／性别身份等概念打破二元分割的认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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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黎芳在2006年第4期《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撰文《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一文中指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我国非农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性别顺序、劳动性别分工和非农职业收入的性别差异，可以发珊陛别差异是一种性别发展差异。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非农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呈现着突出的性别差别，农村女性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弱势群体，她们与城市女性相比较，在思想观念、家庭地位和个人发展等等上有着巨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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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莎烈在2007年第4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撰文《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观》中指出，莎士比亚喜剧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光辉的敢做敢为的青年男女的艺术形象，但这些男女（尤其是男性）人物身上仍然残留着父权制的道德观念，他们既追求爱情的幸福，可是又摆脱不掉金钱、嫁妆对他们的诱惑。莎氏喜剧中的女性观念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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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巍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上撰文《性别差异：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探讨》指出,长时期里,性别差异一直是精神分析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女性主义的出现给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学派都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对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提出强烈批评。从霍尔奈开始,精神分析学出现了女性主义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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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美珍在2005年第4期《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撰文《女性主义视野中的科学》中指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不可忽视的、独特的学术现象。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开始介入科学领域，女性主义科学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开始对传统科学提出一系列的严厉批评。那么，究竟女性主义与科学的渊源关系如何？他们对科学进行什么批评？主要批评哪些方面？各个流派女性主义科学观又是怎样的？存在哪些冲突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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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菁在《求索》2006年1期撰文《女性文化建构中的女性媒介建设》中指出:女性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应女性要求而产生的、为表达女性自身需求的产物,它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所有事物,反映女性独有的生活体验与呼声,它在成为文化一部分的同时,还在社会文化系统中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现象,即女性文化,这种文化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嘲笑和贬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示新时期里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独特风采,发出女性自己的真实声音;让人们充分意识到:在这个多彩世界里不光是男人一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男女共同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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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梅在2006年第2期《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撰文《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农村妇女的经济活动考察》一文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妇女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果，并已逐渐得到了国内外主流历史学界的认同、认可。妇女史，尤其是妇女——社会性别史，不仅为历史研究增添了社会性别的新的视角，而且使妇女史研究本身跳出了狭隘的“妇女领域”，将妇女研究置于更大、更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对于中世纪的晚期的英格兰农民，国内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劳动和社会状况。但是多数研究是以一个家庭户或是以男性的经历来进行分析，对于英格兰农村劳动妇女的劳动和经济状况却论及的少之又少。因此，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引入中世纪英格兰农村社会妇女的研究，考察和分析占英格兰农村人口半数以上的劳动妇女的主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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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宏在2005年《山西师大学报》第2期撰文《沉默的妇德与宗法家庭婚姻伦理》中指出:文人化的乐府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民间形态的俗赋《新妇记》与话本《快嘴李翠莲记》是一组在宗法制背景下,以男性视角描写身处传统婚姻中的女性———与父系宗法家庭环境寻求融合的新妇群体———因以言语方式与礼教抗争而毁灭的本文群,表现了以多言禁忌为核心的传统妇德观念,属于宗法家庭婚姻伦理文学。通过对与礼教相悖的言语行为的描写,文本宣扬了忍受息争为女性道德善择的主旨,并引导着社会情绪的宣泄,客观反映了礼教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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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萍在《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撰文《明清“义婢”现象解析》中指出,明清时期关于“义婢”的记载较前代明显增多,这一颇具时代特色的“义婢”现象具有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首先,明清时期的“义婢”称谓是当时特权阶级掌握的话语权体系下的系列产物之一,是指在主婢尊卑及隶属名分投射下对主人实践义行的婢女。“义婢”称谓的形成与该时期“义”之内涵相契合,此时“义”已被蒙上了浓重的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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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上撰文《中国女性主义问题》中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妇女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利，而且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地享受着这种平等权利，     

《创建红山文化学构想》一文入选《新华文摘》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六期发表的于建设教授《创建红山文化学的构想》一文,入选2013年第17期《新华文摘》的论点摘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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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芹在2005年第4期《妇女研究论丛》上撰文《妇女参政行为与政治行为文明》中指出,政治文明不是停留在深层的政治意识文明层面,也不是停留在政治制度文明层面,最终是要通过政治文明来体现,它是行为政治文明的外化。以往的政治行为文明主要是对男性政治权力的展现,近代以来,妇女参政行为的出现,对以父权为核心的政治行为文明将产生根本性的变革。所谓妇女参政,简单地说,就是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管理活动中的一种参与和发展的状态,是具体包括妇女参政意识、妇女参政制度、妇女参政组织和和妇女参政行为的一种复合存在形式,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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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丽新在2009年《妇女研究论丛》增刊撰文《走出同居女性权利缺失的法律困境》中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加速，思想观念转变，婚姻安全感降低，婚姻已不再是通向家庭和性生活的唯一合法桥梁，男女两性关系的处理更加多元化，非婚同居因其具有较大的自由和选择权，成为男女当事人选择家庭生活的一种方式。近年来，中国非婚同居率不断攀升，成为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然而，这其中同居女性权利缺失问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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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陈琰在2005年第3期《妇女研究论丛》撰文《对城市失业下岗女性、女大学生和女性知识分子自我创业的比较分析》中指出，女性自我创业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势，女性自主创业活动在实际各国的劳动市场的重要性都开始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表明，在72个可获得统计资料的国家中，有58个国家的女企业家的比例在逐年提高。尤其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等国家，     

走向深沉与大气的世纪末女性散文

2 0世纪末 ,中国女性散文与男性权威话语散文并驾齐驱 ,将笔触伸向中华民族的历史深处 ,解读人类、自然和科学 ,大胆吸纳小说技巧进入散文 ,为新时期散文发展做出了贡献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深沉与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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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伟芳在2005年第1期《山西师大学报》上撰文《19世纪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理论探索》中指出,近代英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祥地。19世纪时,英国从经济自由化,到政治民主化,再到社会生产现代化,几乎处处走在时代的前面,引导着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然而,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在19世纪掀起了第一个高潮,把妇女选举权从男性社会不屑一顾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人们逐渐能够耳熟能详的语言。妇女的政治要求从最初要求未婚妇女与寡妇的选举权,也逐渐向着普选的方向努力发展;选举权的依据从自由女权主义的公正之说,发展到了本质论思想,并进…     

女性命运的自我追问——当代女性长篇小说命运主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文学的浪潮高涨一时.许多青年女作家学习西方女权主义作家的榜样,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心曲和欲望,"身体写作"的主张不胫而走,一时成为文坛上最惹人注目的关键词之一.对此,评论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了.但这样一来,问题的另一面也就常常被忽略: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的道路上还存在有怎样的心理误区?在美好理想的另一面有没有可怕的道德深渊?此外.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女性的情感、女性的生活方式又具有怎样特别的社会意义?在"身体写作"之外那些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又达到了怎样的文学与人生的境界?对于这些,当代几位女作家深入解剖女性情感困惑、追问女性解放误区的长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深入探讨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