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丝绸之路”北航线考——以韩朝彩出使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路程为中心

唐代“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出现了陆上、草原、海上等路线,其中海上“丝绸之路”亦可分为南、北两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渤海、新罗通往日本,但是由于渤海、新罗长期对立,将其二者整合描绘“丝绸之路”北航线的研究很少.结合文献和考古遗迹,可以考证出唐朝762年～ 764年出使渤海、新罗勅使韩朝彩的行驶路程.通过唐韩朝彩的出使路程的考证可以了解渤海国交通和新罗“五通”的形成过程,而且对了解9世纪以后出现的“丝绸之路”北航线以及出现在东亚世界的繁荣贸易圈也很有帮助.     

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主导势力: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质乃是新旧贸易体制之间的斗争。朱纨事件的发生,与此一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及早期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都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     

中华文明的21世纪新意义之史学鸟瞰——“21世纪的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1世纪的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4月8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和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这也是“中华文明的21世纪新意义”系列学术研讨会之第九届专题学术会,来自中国京津沪甬、台港地区和欧美有关国家的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     

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十到十四世纪的高丽时代,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大体经历了形成、发展和演变等阶段,中韩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北部渤海湾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中韩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演变,促进了中日韩三国一系列港口群的出现和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东亚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乃至西亚、非洲、欧洲海洋交涉网络形成的基础。     

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

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铜鼓的创造者百越族群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者,因为西南和岭南的越人在先秦时期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造就了秦汉时期岭南经济的繁荣;铜鼓文化的传播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互鉴的生动案例。铜鼓文化在传播中交流互鉴,在传播中创新发展。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内通外联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中国-东南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壮丽图景;放眼新时代,保护传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必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意义重大,其传承发展可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民族文化复兴的范例。     

六世纪前期东亚的地缘格局与政治联动

齐梁易代引发的梁魏长期对抗，影响到东亚政局。在百济国内，国中大姓趁此时机谋杀了仿南朝以寒人掌机要的东城王牟大，伪造武宁王为盖卤王之子的身世，重建王权。在半岛南北关系上，高句丽在获得北魏授权后展开了对百济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梁魏战争改变了萧梁的天下构想，天监七年官制改革另设二十四班将军号“正施于外国”，区分外国为大国与附属于大国的小国、旁小国。普通元年梁魏通使，东亚范围内的对抗之势结束，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百济随即于次年遣使萧梁。这次遣使影响了萧梁君臣的东亚认识，使百济成为萧梁天下秩序中东亚的首要国家。百济这一地位的取得，与新罗等国推行国制建设而在政治、文化上依赖萧梁有关。百济以其在齐梁之际建立的海上霸权，成为半岛南部诸政权与萧梁交往的枢纽。     

“东亚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立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福利体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有学者赞同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但是也有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这一概念进行了质疑。由此,对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外在独立性进行研究就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本文在将东亚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国家进行对比后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在福利进程、福利取向、福利文化、福利期待四个方面均具有外在独立性,是与传统三种福利体制并存的独立福利体制。     

张骞通西域与西南夷

张骞通西域,“凿空”了我国由新疆通向中亚、西南亚以至欧洲的道路,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了。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通西域以前,由我国的“西南夷”通向东亚的另一条道路,使东亚北方的游牧部落一部分人,即斯基泰人、突厥人与我国的羌人、西南夷人混合起来,从而发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兹将这一被人忽略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以求教于诸位同志。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研究现状与展望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文学资源宝库,其中既有东亚各国的国别文学,又有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东亚文学交融,特别是“抗日”这一东亚文学的共同主题更加彰显了抗日叙事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东亚各国的抗日叙事文献资料,通过东亚叙事的比较研究,阐明东亚抗日叙事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为东亚人民正确认识东亚近现代史、弘扬东亚精神、强化东亚文化认同、构建当代东亚文化共同体提供历史文化依据。     

儒家文明的现代展望——由东亚文明引发的思考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崛起。伴随着东亚文明的发展,人们对东亚文明进行了文化探源,并有不少人认为儒家文化是东亚文明的原动力。而事实并非如此,透过东亚文明所折射出来的不是儒学的辉煌,而是它的衰落之态。历史行进到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命运将如何,怎样发展才能改变这一局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实践。     

试述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8～9世纪,唐朝与新罗在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交往,一方面唐朝对新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汉字、儒学、律令典制、佛教等方面都促进了新罗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罗在主动吸收唐朝文化的同时,对唐朝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中国现代小说学之成因

20世纪,是中国现代小说学走向成熟的百年。它的成因是:由唐至清,中国古典小说成熟了,明清评点派小说学应运而生,这是先期准备;20世纪之初,中国小说的“俗”性已经确立,有助于小说学融入时代、靠向民众;大时代,大话题,大手笔,催生了小说学大学问;中西文化大交汇,为中国小说学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机缘。     

从《唐支用钱练帐》考察唐初西域的政治经济状况

本文应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了唐初西域的政治经济状况。首先指出,唐朝为了平定西突厥弓月部落、疏勒国和吐蕃联兵侵扰于阗国的变乱,组建了以西州所属折冲府卫士为主力的“西域道行军”,并取得了平乱战事的胜利。接着论述,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西域流通着波斯萨珊银币、唐朝生产的白练和铸造的“开元通宝”铜钱,并且探讨了这些货币与市场商品的比价。     

接受的先声：陶渊明形象在韩国的登陆

从崔致远与晚唐文人的交游,《昭明文选》与韩国的科举制度,崔承佑等众多的新罗留学生在唐的文笔活动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陶渊明形象在新罗末高丽初(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亮相于韩国文坛的过程.     

盛唐吏制及其对干部工作法制化的启示

唐朝的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乃至东亚各国的影响颇为深远。唐朝法制中,官吏的管理制度比较科学,形成了立法完善、执法严格、监督有力的法制体系。盛唐吏制的成功经验,在整个封建吏制中占有重要位置, 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要实行干部工作的法制化,应该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库车出土文书所见粟特佛教徒

本文考证库车出土汉语、龟兹语文书中出现的粟特人名,藉以探索7～8世纪粟特人在龟兹的活动。这些文书材料显示当地有不少粟特佛教徒,其中有些人在龟兹本地佛寺经营方面位居要角,有些人则同时为唐朝及龟兹官府做事。这些粟特佛教徒与当地其他佛教徒互动频繁,反映唐代安西社会中胡、汉诸族融合之趋势。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     

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汉唐时期达到了高潮,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条主要的文化线路,即北方经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的陆路、从山东半岛出海的海路以及南方从长江口出海的海路。这三条主要文化线路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     

试论唐代诗歌与音乐的交融

在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音乐如一股股清泉融入了当时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统治者的提倡和时尚的引领,塑造了大唐诗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内在的艺术气质,创作了无数描绘当时社会音乐活动的精美诗歌,成为千古流芳的传世佳作。音乐的高度发展提升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境界,同时,诗词的盛行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优美的诗歌乘着音乐的翅膀,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