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古词语释义之不足

《现代汉语词典》具有收词精当、释义准确、举例典型等优点。经过不断修订,第五版在释义方面更趋完善,但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在古词语释义方面。从辞书学的角度看,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1)漏立义项;(2)漏释或误释古义;(3)漏释语词来源。要提高《现代汉语词典》古词语释义的质量,一方面,必须不断加强训诂学修养;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收历代训诂学的研究成果。辞书的科学性主要是通过准确的释义来体现的,而要保证古词语释义的准确性,训诂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辞书编纂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现汉》应该随时吸收新的材料和成果,不断修订,不断提高,不断完善。     

试论“春秋三传”中的训诂

我国传统的训诂学是基于扫除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障碍而产生的。于是,人们常把历代对古代文献随文释义的注疏和汇集训诂成果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看作是训诂的全部内容。其实,这种看法很不全面。它忽略了文献撰写者本人在正文中的随文释义,也就是那些保存在文献正文中的训诂。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中的10个靠拢

与传统语文词典相比,《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在释义、义项分合、用例用法等多方面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汉语学习词典面貌,从10个方面实践了向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词典的靠拢.这10个靠拢分别是:从单一释义向分解释义、多式综合释义靠拢;从自省式、经验式向大型平衡语料库靠拢;释义用词向释义元语言靠拢;编写方法上向横编竖排法靠拢;附属...     

颜色词释义与收词的比较研究

颜色词可以从释义模式、词性标注、收词状况等多方面进行比较研究。通过考察《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评析＂红、橙、黄、绿、青、蓝、紫＂在不同维度的异同,并结合《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对于颜色词的释义情况,可以发现前两者的不足,优化编纂结果。词典应统一颜色词的释义模式,使释义模式与词性保持一致,修改具有歧义的释义语言,改进词性标注,补充＂X色＂的收词,使颜色词的收录更为完善,以便词典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训诂术语“犹”的释义特点与字典辞书义项的设立

训诂术语＂犹＂的释义特点是＂义隔而通之＂,虽然有少数带＂犹＂的训诂是同义相训,但它本质上是一个为提示随文释义而设立的术语。而目前的一些字典辞书,却以这种训诂资料为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依据来确立义项,因而造成失误。文中举例分析了这类义项,指出,以带术语＂犹＂的训诂资料为主要依据来确立义项要慎重。     

语境与“随文释义”

语境是“随文释义”这一传统训诂学广泛运用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所产生的客观基础，而“随文释义”则是训诂家就语境对词义的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的一种体认。词的使用义往往因具体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临时特殊性，同样，词在言语表达中的语法功能、语法关系，语句或语段的意外之意等，也要受语境的制约。但是，“随文释义”只可施之于传注训诂，不可施之于词书训诂。     

文学训诂与自由释义——以李善注《文选》作为考察对象

李善注《文选》以训诂实证的卓异成就在学术史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于是人们形成一种看法,以为它代表了注释学和文学释义中客观性解释的路数,不染任何自由理解色彩,与随意性解释完全背道而驰.然而若联系李善注全部的丰富内容,以及他灵活运用多种注释手段来看这个问题,则会得出一些重要的不同结论.通过对李善注《文选》在客观注释与自由理解之间的关系作重新思考,从其训诂涉及作品的多义性问题、在训释词语典实和解释作品旨趣两方面都存在个人主观偏重等,可证李善在注重客观注释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自由释义倾向,而且这种自由释义具有他的一部分自觉意识.即使他是作单纯的词义训诂,也只表示为理解划出底线,而将进一步理解、鉴赏作品或更多的释义权利留给读者,并非阻止对作品作进一步释义的可能.训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释义方法,对形成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深刻地左右着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通过分析李善注《文选》的例子,明了以训诂求释义其实也是能够接纳自由理解的,二者可以相容,这无疑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由释义传统的认识.     

释义语言应注意的个点问题

词典释义在语言上应注意:一、词典释义应避免以难释易;二、词典释义应避免"辗转递训"和"重叠释义";三、词典释义应避免语言拖沓,甚至前后矛盾;四、词典释义应避免描述语言支离破碎.     

浅谈词典释义方式归类

释义,是词典编纂的中心任务,是词典的微观结构中的核心部分.词典释义的原则应是以通俗释冷僻,以浅显释深奥.词典释义有多种方式,如同义对释、反义对释、定义式、解说式等,但按释文是提供语义信息还是提供语法信息来分,所有释义方式可归纳为语法性释义和非语法性释义两大类.而按释文能否在实际语句中代替被释词来分,则可将所有词典释义方式归纳为可代换性释义和不可代换性释义两大类.     

辞书编纂中的训诂问题——从《简明古汉语字典》谈起

词有概括义和具体义。训诂释义与辞书的释义有两个明显的差别。一是训诂解释的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词所显示的具体意义,而“词典”所解释的却是从词的具体义中抽象出来的概括义。如《说文·支部》“彻,通也。”段注:“按,《诗》‘彻彼桑土’,《传》曰:‘裂也’。‘彻我墙屋’,曰:‘毁也。’‘天命不彻’,曰‘道也’。‘彻我疆土’,曰:‘治     

论俞樾的《论语》训诂研究——以《古书疑义举例》为例

《古书疑义举例》一书是俞樾的代表作,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书的研究多从整体入手,从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论述,而对其中所涉及的某部著作所作的训诂研究则关注不够。本文试从该书对《论语》所作的训诂研究入手,来探讨其训诂成就以及不足之处。     

颜师古《汉书注》训诂术语“读曰”与“读为”探析

关于训诂术语"读曰"与"读为"的功用问题,历代学者在理解上一直存在分歧。我们通过对颜师古《汉书注》的考察,发现这两个训诂术语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所有的训诂术语并不是产生于同一个时代,每个训诂术语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训诂学家的实践运用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不能简单概括。     

关于“中国训诂学”学科名称定义界说之我见——兼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关于训诂学名称的定义,是20世纪以来中国训诂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人对冯浩菲先生<中国训诂学>一书关于训诂学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冯书的定义有其独到之处,并非是对前人旧说的因袭.     

俞敏先生训诂方法研究

俞敏先生将传统训诂方法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汉语古文献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他的训诂研究方法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将因声求义与因形求义相结合进行训诂研究;首次利用语流音变对古文献进行研究;率先运用汉藏比较进行训诂研究。     

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语言学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先秦时期,语言学意识萌芽于政治论辩和道德教化之中:汉代训诂学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提倡"尊儒""解经"的直接产物;音韵学的兴起,根本目的也在于通经释道和诗词歌赋;修辞观的闪现基本上是文论诗话的附属品;语法研究的薄弱,恰好证明了中国传统语言学重实用,轻本体的特征;对汉字形义关系的研究,出发点是为了解释意义,是训诂性的,也是实用性的。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除了"实用"本身的合理性以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广雅疏证》中的转语

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集中体现了清代训诂研究的最高水平,梳理其中有关语源研究的材料对传统语源学史和当代语源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重点考察统计“转”(即转语)在该书的使用分布情况,那些涉及词(字)的语音关系确实相同相近的“转”除可能指同源词外,还可能指联绵词或名物词及其一个音节的不同书写形式,理解时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论《尔雅·释天》的义类系统及其认知特征

“十三经”之一的《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权威著作,对后世词义训释有着深远的影响。语义场是义位形成的系统,对《尔雅.释天》语义场分析之后,进一步与《尔雅》传统训诂学中语义的分类进行比较,揭示《尔雅》词义分类的特点及其时代局限,阐释秦汉时代人们认识事物、划分事物类型的思维、方法及途径。     

因声求义——试论郑玄的语源学开基引绪

郑氏首揭"就音求义"的训诂原则及其广用声训推源与系源的训诂实践,在训诂学史及语源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注疏类作品中他的声训成就首屈一指,无人可及。     

试论李陈玉《楚辞笺注》的体例、方式和标准

李陈玉为《楚辞》作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以往的注家不满,二是寄寓自己的家国之痛和终生未展抱负的感慨。李氏的训释原则虽为"笺注",但却是根据篇章的需要有所侧重。正文笺注除了沿用传统的训诂方法之外,其中较为重要的特点有两方面:结合多种方法,注重篇题章句文意的贯通;坚持了驳旧解误的标准,并将之贯穿于以《天问》为重点的字词、章句的阐释或疏通。《楚辞笺注》的不足,主要在于存在不少主观臆断或穿凿附会之说。     

近现代"转语"方法论之推阐

西汉杨雄的"转语"方法论,包括形转、音转和义转三个方面的内容,后被近现代的训诂学家再三加以修正,使其外延缩小到"音转"的狭窄范围。在训诂实践中,他们过分强调"因声求义"的积极作用,致使"转语"方法论误入唯心主义伪科学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