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的法银环境分析

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正面临着地位下降、功能弱化的局面,作为人民调解员的村干部难以很好履行调解职责。当前农村相对滞后的法制环境与法律意识对作为协商性纠纷解决的人民调解产生消极影响：法律权威的缺乏带来社会公平危机;传统习俗仍然是农村社会的基本规范,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社会治安状况不理想,公共安全有待提高。以农村人民调解功能的有效发挥为目标,转型期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通过加强政府廉政建设、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公共安全,最终树立法律权威,为人民调解创造良好法制环境。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及其重构——兼论民间调解对犯罪的预防

中国古代民间调解传统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地时期所逐渐形成的人民调解制度是在传统民间调解的基础上确立的,作为我国特有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曾经在化解矛盾、预防犯罪、维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调解制度逐渐显现出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通过对宁夏、河北、安徽等部分农村的民间调解状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逐渐衰落的症结所在,其性质、作用和运行机理有待确认和完善.考察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困惑与重构以及人民调解对犯罪的预防,可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提供改革与建设之咨.     

刑事和解的中国语境:实践模式与功能分析

实践中,刑事和解的模式包括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和人民调解模式.无论哪种模式,其微观层面的功能都是满足被害人的补偿需要,中观层面的功能是促成案件的有效解决,宏观层面的功能是维护社会稳定.借用刑事和解的西方话语,中国式的"赔钱减刑"制度在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政治场景中得以新生.     

行政吸纳社会：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及其功能困境分析——以苏南A村为例

过渡型乡村是城乡交融过程中的新乡村图景。人民调解是过渡型乡村的诉求回应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人民调解功能与过渡型乡村治理效能相关联。以苏南A村为例，基于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构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行动中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研究发现：过渡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维度呈现出非同步离散特点，混合性纠纷频生，社会结构复杂化。但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却呈现权宜式行动策略，调解功能走向失灵。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困境折射出基层治权强化与社会控制弱化的悖论。困境成因在于基层政府通过控制与同化在过渡型乡村建立起“行政吸纳社会”的单向度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与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错配，人民调解功能被消解。要恢复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的功能需要搭建双向度混合治理结构，推动调解主体社会再嵌入，实现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预期与实践的合一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人民调解制度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之契合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既有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时陷入了传统自治能力衰弱、现代法治方式无力和传统道德治理式微的困境,鉴于此,中国在新时期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社会矛盾纠纷解决角度来看,人民调解制度的特质契合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三维要求,成为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点。目前,人民调解制度遭遇了社会转型期的发展瓶颈,其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的天然优势变得不再明显,需要从唤回"出走"的乡村精英和乡贤、促使"村规民约"的现代嬗变、树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在权威和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等方面重塑该制度。     

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基于“三治”环境的分析框架

人民调解是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工具,工具效能的高低必然受到环境因素影响。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调解环境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最优态势的形成主要缘于自治环境和德治环境相对平衡,法治环境影响力小,且特定的社会背景对法治环境要求低,但原有环境从动态平衡转向暂时失衡,即自治环境嵌入行政,法治环境日渐成熟,德治环境受到破坏,打破了原有环境系统的和谐性,从而降低了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导致当前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难以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相媲美。新时代国家增强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需要高度重视调解环境要素,树立自治、法治、德治环境有机平衡的立法理念,坚持农村人民调解村民自治属性,提升农村人民调解员法律素养,引导农村人民调解德治环境回归。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农村人民调解解读与重构

法社会学的外部分析视角、对活法的关注以及对法律的功能分析对于农村人民调解有良好的借鉴价值。农村人民调解充分考虑到法律及影响法律的其他外部因素,考虑到农村的传统习惯与活法对社会冲突的作用,而且农村人民调解有利于农村社会有机体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农村人民调解应在受理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与明确,在队伍建设和组织机构上应进一步提高与完善,在与法院诉讼和行政调解的关系上应做好良好的分工与衔接。     

论"士"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转换--三论张东荪先生的儒学观

传统社会里"士阶级"完成两项功能一曰"清血针",政治上"以德干政"; 二曰"维持力",社会上"以德系群".他们手中唯一的法宝只是"极高度的修养"或曰"道德".现代社会之社会结构,要比传统社会复杂得多."士"所担负的使命得有根本的变化,"士阶级"本身也必得根本的改造.现代社会里政治之复杂性及社会之复杂性,恐远非简单的"以德干政"和"以德系群"所能解决.所以"士阶级"必须改变自己的努力方向,不再辅佐君主(现代社会之成立以君主之消亡为前提),而是辅佐整个儿的文化"代表理性主义",成为"理性"之代表;"代表道德主义",成为"道德"之代表.质言之,成为"文化"之代表,成为"文化"之"负担者"与传承者.此一使命超出传统使命之所在,在除了"道德"的使命以外,"士阶级"还须承担"知识之使命".     

论宗教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双重影响

宗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所特有的功能上。一方面,当宗教与社会政治体系相一致时,它就能促使其社会成员共同意志、共同信念的形成,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创新社会矛盾调处机制 助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以“徐州人民调解样本”为研究视角

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既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又要根据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和人民调解中存在的新问题,不断更新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法,整合系统资源,做好信息研判,强化矛盾调解,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深化舆论宣传,全面推进"矛盾纠纷调解网格化建设",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达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的效果,不断拓展人民调解的领域和空间,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