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辨疑──《史传》,十三条

１、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古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别，一方面奉侍君王左右以听驱策，另一方面又有记言记事的不同司职。究竟记育记事左右史怎样分担，古籍所载各有不同，正好又呈相反的情况，带来了本条两句所述确否的质疑。这里先列两种说法──《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徐斡的《中论·虚道》也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春秋左氏传序》的疏文不仅说法相同，而且还说明了左右史分职的原因：“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另一说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左…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重评西汉的经济政策

通常都说西汉“重农抑商”。笔者认为,“抑商”之说与史实不合,“重农”之义亦当进一步研究。本文意在重新讨论西汉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商业政策,评论其是非得失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一以为西汉建国伊始即实行抑商者,主要根据为《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下》(以下简称《汉志》)皆有“重租税以困辱之”的说法。其具体规定是:商贾及其子孙     

周代学术发展论略

在讨论我国学术发展问题时,不少学者常用仓颉为黄帝史、夏有太史令终古、殷有內史向挚、《周礼·春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等,来说明我国史学起源之早。而究其实,这些官职虽名为“史”,而其职务只不过是后世秘书、书记、司书之类,故所掌握者多是典、志、图、法之属,还不是后世的历史编纂。学者们又常用《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来说明我国历史著作起源之早。而究其实,《尚书》本非历史著作,《春秋》则起自东周。因     

《史记》中为何没有史官传记

《史记》中之所以没有史官传记,并非由于史料不足或史官地位卑微,而是别有隐情。因为遭遇“李陵之祸”,司马迁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结。而为补偿自卑情结,他不仅创作了史学巨著《史记》,而且创作了《太史公自序》,这实际上是《史记》中唯一的一篇史官传记,且具备世家的特点。     

老子的人生哲学

老子的人生哲学郝长江《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道家的始祖老子,据《史记》载,曾为周室史官,“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身为史官,历经宦争,通晓古今,于是对成...     

诸遂良与“起居注”

唐代名臣褚遂良,是太宗朝中刚正不阿的谏议大夫。他负责帝王“起居注”的撰写工作。“起居注”是帝王的言行录,相当于古代的左右史。《礼》云:“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起居注”要求实录,“善恶必书”。一天太宗忽然想看看“起居注”,看看史官们在自己的“档案”中记了些什么,并暗示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说:“人君言行,善恶必书。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并拒绝了李世民看“起居注”的要求。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

《史记·六国年表序》说: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 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 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 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 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这段话,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秦统一天下后,烧尽了各诸侯国的史书。因此,很有辨正之必要。     

《史记》“太史公曰”抉疑

汉代史官称太史令,亦称太史公。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他自称太史公,又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太史公书》。(后世习称《史记》)因此,后人一直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部分,看作是司马迁对史事的评论。     

“野合”小释

<正> 《史记·孔子世家》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历代经学家感到颇为费解,故众说纷纭,有“野合”谓不合礼仪之说(见该文注释《索隐》条),有男子婚过六十四皆为“野合”之说(见该文注释《正义》条),今人又有“野合”为强奸之说等等。其实,“野合”在孔子时代的意义就是野外结合、配合。《左传·定公十年》记载:齐鲁会盟于祝其,齐侯将宴享鲁公,孔子为相,辞谢说:“嘉乐不野台……饷而既具,是弃礼也”。“嘉乐”,晋杜预注为“钟磬也”,修订本《词源》释为钟鼓之乐。唐孔颖达疏曰:“不野合者,谓享燕正礼当设于宫内,不得违礼而行,妄作于野耳”。显然,“野合”     

《史记》与地方志——兼论《史记》的编写体例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纪传体中“通古为书”的创作之作.但通常人们评论所及,多在《史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方面.笔者在研习中国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史记》对地方志发展的影响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值得重视.一、方志刍型胚成于《史记》说任何科学学科的产生,发展与形成,都是缘于社会需求的.并且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人文文化文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方志是方志科学运动的核心,它是随着社会与社会人文文化文明进化渐渐发展形成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只有人类在有了对记事的需求下方志始能孕育而出.我国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在生活中就运用“结绳”、“锲木”、“刻陶”等作记号以记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记事技法的发展.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夏、商奴隶社会已发展为使用甲骨文、金文等技法记事.周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封建社会变革,国家制度逐步健全,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事社交活动空间频繁,这时再用甲骨文、金文的记事方式已不能适应人们对记事的需求,于是便发明诞生了文字,并且获得从由刻符号记事革新为刻字记事的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了使用文字书册典籍记事存史的飞跃.《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掌四方之志”,     

赤壁战役时间考论

赤壁之战“十月”之说 ,既与史料记载赤壁之战爆发前的“盛寒”季节不合 ,又与曹操战前在江陵逗留许久等情况矛盾 ,难以成立 ;“十一月”之说 ,部分受《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影响 ,且不明该年有闰十二月 ,以致折中于《三国志》记载与孙盛的疑问之间。孙盛《异同评》之误解 ,乃因不明纪传体史书中纪、传的不同功能及叙事方法所致。赤壁战役发生时间 ,陈寿《三国志》、袁宏《后汉纪》记载的“十二月” ,准确可信。由此为赤壁之战研究中有关分歧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话说《春秋》三传

“春秋”本是我国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因春秋两季为各国朝廷议事之期，所以史官记下事实；使用以为名。后来各国的春秋团橹春秋》盛传而逐渐遗佚。于是晴秋》就成了鲁史的专称，并被称为（春秋经久《春秋》记下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公元前722一前48）间各国的史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传说为孔子所作。大约是孔子开门授徒，以《春秋》为教学科目，教学中有所修订。史官记事有两种作用：一是征实，二是动惩，作为教材更着重后者。所以劝惩所在必多有阐释。后来孔门弟子分散到各地，各以自己的记忆与体会再传给…     

史书“载文”论

"成文"就是已经写成的文章。作为史书编纂的史料,编纂单篇"成文"入史,是史书通例。无论是编年体《左传》的以事为纲还是纪传体《史记》、《汉书》的以人为纲,史书都有"载文"。史书典志又有专门化、单一化的"载文"。因此"载文"使史书也承担着文章读本的职责。但史书"载文"是为了叙事,史书可以不承担文章读本的职责,这就为文章总集的诞生留出极大的空间。史官机构秘书监掌艺文图籍及"成文",最有利于编纂文章总集,故文章总集的编纂者,往往是秘书监任职者。     

《史记》中的骚影

鲁迅先生把《史记》比作“无韵之《离骚》”。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史记》中不仅有《骚》之情,《骚》之旨,而且《史记》与《离骚》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也基本相似。一句话,《史记》中明显地存在着《骚》影。 司马迁富于诗人气质,感情特别丰富。刘熙载说他是“学《离骚》得其情者。”(《艺概》卷一)。可见《史记》与《离骚》在情韵上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诗与史之间,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离骚》中有着饱含激情的史:“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而《史记》中则处处流露出带有《骚》情的诗:《屈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说“吴王之王,由父省也”

《史记·吴王濞列传》云:“吴王之王,由父省也。”《集解》注:“言濞之王吴,由父代王省封邰阳侯也。”《索隐》注:“省者,减也。谓父仲从代王省封邰阳侯也。”并作如字读,误。按“省”当读为“眚”,二字古音相近,常通用。《书·洪范》:“王省惟岁。”《史记·宋微子世家》引作“眚”。《公羊传·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左传》、《谷梁传》均作“眚”。《史记·秦始皇本纪》:     

论《史记》在体例编辑上的特点

本文着重阐述《史记》在史书体例编辑方面的成就。《史记》的编辑特色,在中国历史编辑学的产生和发展史中占据承前启后的地位,使纪传体史书定型化和规格化。《史记》的结构共有七个组成部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史评》及《自序》等,这些形式既有司马迁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发展而使其成熟,亦有自己根据著文之需而创立的体裁。《史记》的七种编辑体例在书中视内容需要而有多有少,有详有略,彼此之间既有纵的联系,又有横的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史记》编辑体例的成熟化和科学化,使纪传体史书在以后的年代里在中国史书编辑中占据了主导和支配的地位     

犊鼻裈考

《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师古曰:“即今之衳也,形似犊鼻,故以名云。”《史记》本传韦昭注;“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者矣,称此者,言其无耻也,今铜印言犊钮。”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吴越春秋》,越王服犊鼻,《广雅》衳,(?)裈也。《方言》无裯裤谓之(?)。郭云:裤无踦者,即今犊鼻裈。裯亦(?)字异耳。案《说文》(?)、绔踦也,《急就篇》颜注,裤之两股曰(?)。《玉篇》(?),裤档也。据此形制,但以蔽前,反系于后,而无裤裆,即吾楚俗所称围裙是也。”王之说,新版《辞海》“犊鼻裈”条亦承之,意觉不妥,当以颜注、韦注为胜。“犊鼻裈”即内著之短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