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清廉为政”之道

海瑞生于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公元1587年)。原籍广东番禺县,后因“著姓于琼,遂为琼山人”(《海瑞集》《海忠介公行状》,以下用语引自本集者只注篇名),回族。四岁丧父,其母谢氏在“先后苦针裁、营衣食、节费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同时,又为他“口授孝经、(大)学、(中)庸诸书”(《海忠介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及长,又选择“年高深邃”的严师,为之教读。这种艰苦的家庭生活与从小开始的严格教育,对海瑞思想的早熟及其对于时势的关心影响极大。     

朱轼《昌谷集笺注》评介

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所采录的最晚一个注本是姚文燮的《昌谷集注》,初刻于清顺治十七年即公元1660年;《汇解》自序作于乾隆二十五年即1760年.两书中间的一百年里.还出现朱轼的一个注本,《昌谷集笺注》(以下简称《笺注》),自序作于康熙四十一年即1702年.这个注本王琦未加采用,不知道是他没有见过,还是认为不值得参考.     

陈亮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陈亮(公元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年),字同甫,南宋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文学家。《宋史》称他“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陈亮生当女真贵族入侵,河山残破的南宋时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自称“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陈亮集》卷之五、《酌古论·酌古论序》)他深刻地分析了宋金对峙的形势,为南宋指出一条自力图强、战胜敌寇     

偶得《鲁迅诗注》

星期天到古旧书市淘金,在一堆“文革”期间的旧资料中,偶得一本《鲁迅诗注》,让我喜出望外。鲁迅一生写过许多诗,他的诗与他的杂文一样,是匕首,是投枪,是文艺宝库中的珍品。但他的诗,生前没有编成专辑出版,除《集外集》比较集中地收录了新诗6首、旧体诗43首和《集外集拾遗》收录17篇早年诗文外,还有一些诗只见诸其他文章中。因此,对系统学习、欣赏和研究鲁迅的诗,带来了诸多不便,需要从不同的鲁迅著作中去查找。而1968年3月,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编印的《鲁迅诗注》,不仅将鲁迅一生写的诗汇集在一起,而且一一作了注释。《鲁迅诗注》虽然是“文革…     

“摧藏”补释

“摧藏”一词,旧《辞源》和新旧《辞海》等辞书均未收入。这个词首见于古诗名篇《孔雀东南飞》(“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所以为之作注的很多,只是众说纷纭,难得确解。 1979年版《辞源》收进了“摧藏”一词。把《辞源》的解释和各家注说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摧伤,挫伤;(二)言极度悲哀;(三)“摧藏”为“悽怆”的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刘知几的尊法反儒思想

刘知几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和著作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高宗龙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卒于玄宗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他在其主要著作《史通》一书中,以“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史通·自叙》以下引《史通》只注篇名)的批判精     

《五人墓碑记》中又一时间错谬问题

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五人墓碑记》一文,选自明代张溥的《七录斋集》。是文将魏忠贤遣缇骑逮捕苏州东林党人周顺昌一事,定在“丁卯”(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实为“丙寅”(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之误,经学者辨正,已成定论。文中另一时间问题,即反抗阉党的颜佩韦等五人,从被诛至后人为其修墓合葬,“为时止十有一月”,亦有误,但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为探究之,笔者查阅了有关史料,並两察坐落于苏州市山塘街的五人墓,兹略陈刍荛。     

《投笔集》初议

《投笔集》是钱谦益的晚年巨制,也是最后的诗歌结集,原为《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从第二和起改为《后秋兴》。《有学集》卷十《红豆二集》仅录《后秋兴八首·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即《投笔集·后秋兴之三》。钱曾《有学集诗注》卷首序文说:“余年来篝灯校(?),厘正鱼豕,间有伤时者,轶其三、四首。至秋兴十三和诗,直可追踪少陵,而伤时滋甚,亦并轶之,盏其慎也。”故《投笔集》一百零八首诗,《有学集诗注》未录,另有钱曾注本别行于世,流传极少。清室灭亡前一年即宣统二年(1910),邃汉斋校印《牧斋全集》发行,在例盲云:“《投笔集》之名,不见于正集,仅见于遵王笺注本之目中,遵王笺注《有学集》诗耳,《投笔集》编次在第十二卷,下注‘慎不敢抄’四字,至翻刻本,则以下二卷之东涧集分为三卷,不列其目,当时止有抄本可知,兹特取旧钞本附诸卷末,以为全壁。”但邃汉斋所印,、无钱曾之注,同在宣统二年,顺德邓氏风雨楼假常熟庞氏旧藏《投笔集》钱曾注抄本,排印行世,才与广大读者见面,而在清一代见者极罕,许多评论者大都未接触它。     

《文选·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试探

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所采用的旧注底本应当为綦毋邃序注本,该本在张载、刘逵及卫权<三都赋>注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三都赋序>注.在李善注<文选>时,綦氏序注本略有残缺.对于臧荣绪<晋书>与序注本在旧注作者问题上产生的分岐,李善采信了史书的记载,因此导致了后人对<三都赋>旧注的误解.     

有关《对扬补释》的几个问题——答林澐、张亚初二同志的质疑

拙作《对扬补释》(下文提到时简称“《补释》”)发表于《考古》1963年第4期.该刊1964年第5期载有林澐、张亚初二同志所作《<对扬补释>质疑》(下文提到时简称“《质疑》”)一文,对我“对扬王休”复原礼典的考释作了全面否定,竭力为“旧注”辩解,誉为“文意畅通无阻”.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当放弃浅见.但按之事实,二位自称“全面考察”既未必全面,且竭力衍述“旧注”又仍然未能使其畅通,为此就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向二位请教.     

太康文学二题

一、《文选》左思《杂诗》注辩误 胡刻李善注《文选》卷二九收左思《杂诗》一首,题下注曰:“冲于时贾充征为记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诗。”胡氏《考异》卷五谓“此二十字于例不类,非善之旧,必亦并五臣也。今无以考之。” 《文选》注误。唐修《晋书·左思传》不见贾充之征,而谓“齐王同命为记室督,称疾不就。”此亦不确。容略述之。 一、《杂诗》并非作于辞贾充时     

解开包拯墓之迷

包拯字希文,公元九九九年生于庐州合肥县,公元一零六二年死于北宋首都开封府,终年六十四岁。包拯墓葬,有文字可考的两处: 一处座落在安徽合肥市。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庐州》载:“包拯墓在府城东十八里,地名双阙”。明崇祯《庐州府志·合肥县》载:“参政包孝肃公拯墓,在县东十五里,自子繶以下皆附葬”。嘉庆八年《合肥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包氏宗谱》包拯墓图上注:“墓在庐州府     

杜注质疑

杜诗《法镜寺》云:“婵娟碧藓净,萧摵寒籜聚。” “碧藓”亦作“碧鲜”。仇兆鰲《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以下简称仇注,杨注)均断作“碧藓”。按“碧藓”当作“碧鲜”。“碧鲜”为竹名,见《文选.·吴都赋》“玉润碧鲜。”五代扈蒙作《碧鲜赋》,亦可证。注者或以“婵娟” “碧鲜”皆为竹名,非是。“婵娟“应为美貌,系形容词,乃形容“碧鲜”之美。《文选》成公子安《啸赋》云:“荫修竹之婵娟。”即以“婵娟”为美貌,为形容“修竹”之美,可证。苏仲翔《李杜诗选》注(以下简称苏注)“婵娟”为“此指竹。”井云:“孟郊有三婵娟诗,曰竹婵娟、月婵娟、     

《祖堂集》中的隐名代词

《祖堂集》是南唐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师所编的禅宗语录汇集,序作于南唐保大十年《公元952年),是现存最早的禅宗语录之一。其中虽然有少量内容是北宋初年增添的,但绝大部分是五代时的作品。《祖堂集》很接近当时的口语,是研究唐五代语言的宝贵资料。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景德传灯录》撰成并广为流传,《祖堂集》逐渐失传。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在朝鲜庆     

论康德扬弃本体论的立足点

陈康先生1942年在为所译注的《巴曼尼得斯篇》作的《序》中写道: “万有论[按:今译“本体论”]是西洋上古、中世哲学的中心,其势力直达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前。”又写道: “在《纯粹理性批判》产生以后建设一种万有论至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商务1982年版,第5、6页)可见,陈康先生认为,康德摧毁了旧的本体论。关于康德的工作,最好引用他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话来说明:     

胡应麟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

一、胡应麟与二酉山房胡应麟,宇元瑞,浙江兰溪人。生卒年不详。明万历丙子(1576)中举,他的著作《少室山房笔丛》的《三坟补逸》序作于万历甲申(1584),《经籍会通》序作于万历己丑秋(1589),《玉壶遐览》序作于万历壬辰仲冬(1592),可知是活动于万历年间的作家。他与焦竑、杨慎、陈耀文齐名,是万历四大博学家之一。诗文得王世贞赏识,并得到王的提携成名。与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赵用贤等称“末五子”。著作集有《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     

朱熹读书法的研究

一、引言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父朱松号韦斋,原籍安徽婺源;因官至闽,先为建州政和县尉,遭父丧去官。后调南剑州龙溪县尉,去官后即侨居该地。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年)朱熹生在龙溪。这样看来,朱熹是出身于封建官(亻了)家庭。熹五岁入小学,十八岁秋举建州乡贡。绍兴十八年(公元一一四八年),登进士第。从此,朱熹开始作官,生活的来源,多是靠官俸,所以他本人也应属于封建官(亻了)。由于朱熹大多数的时间是作监管宫观的祠官,有优厚的收入而不理什么政事,所以他有条件去读书、讲学和著述。朱熹幼年曾师事胡宪,刘子翚,刘勉之,但对于他的学术思想没有很深的影响。至绍兴二十八年(公元一一五八年)他师事程伊川的四传弟子李侗,才学习二程及北宋诸     

鲍照简谱

南朝杰出诗人鲍照的事迹,前辈专家已做了大量工作。缪钺有《鲍明远年谱》(载《文学月刊》1932年3卷1期,以下简作“缪谱”),吴丕绩有《鲍照年谱》(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以下简作“吴谱”),钱仲联《鲍参军集注》附录《鲍照年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修定重版,以下简作“集注”、“钱表”,。此外,为鲍照诗文专作笺注者有钱振伦《集注》(以下简作“钱注”),黄节《鲍参军诗注》(以下简作“黄注”)。今谨在原有谱、表及注本的基础上,吸取近年来鲍照研究的成果,并结合笔者心得,撰成此篇,以供鲍照研究者参考,     

《读张元幹词札记》补正

王兆鹏同志的《读张元幹词札记三则》(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读后深受教益。该文其一“洛滨”考,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第267页张元幹《点绛唇》词注“洛滨:不详(疑是陈与义)”之误,考定“洛摈”不是陈与义,而是富直桑。所考极是。此条词注在今年出版的《唐宋词选》修订版中已作订正。其二“谪仙”辨,王文认为张元幹《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词中“谪仙”,只能是李纲,而不可能指苏轼。其说甚当。唯其三“张元幹自编词集质疑”一则中所引材料有疏误,现特补正如下: 王文中有二段引文说,南宋曾噩《芦词·序》有一段很明确的说明: “公(指元干)之子靖,裒公长短句篇,属为序。余晚出,恨不得见前辈。然诵公诗文久矣,窃载名于右,因请以送别之词,冠诸篇首,庶几后之人尝鼎一脔,知公此词不为无补于世,又岂与柳、晏辈争衡哉?” 王文认为这是张元幹的儿子张靖,裒集乃父词作后,再谁曾氏写序的。并说,曾氏以此二词压卷之“深意”在于欲后人“知公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