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转语理论及其用于《方言疏证》取得的训诂成就

戴震将转语理论化,其框架是建立在《转语二十章.序》和《声类表》基础之上的。对《方言疏证》中转语的全面考察,既可以证实上述判断,又能够证明戴氏的转语推求方法基本可靠。戴氏的转语理论用于疏证《方言》,取得了很大的训诂成就:完善了以音为纲,辩证处理形音义的关系的训诂方法;提供系联同源词的线索;揭示词义渗透现象;解释得名之由;丰富了校勘方法。     

论姜白石词风的主要特征

对姜白石词艺术风格特征的探讨,源于张炎的词学著作《词源》.在《词源》中,张炎以敏锐的 艺术眼光提出白石词艺术风格中的“清空”、“骚雅”、“峭拔”等特色,成为后代白石词研究中的圭 臬。究竟何为“清空”?张炎未作细致解释,后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风格并不仅仅是机械的技法.与风格艺术有关的语言形式大多必须被内容和意义所决定.”①所以,“清空”应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词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技巧,另一种是指作品所呈现的风格、境界,即作者面对空涵、旷远的自然景象,运用疏谈、流转之笔所创造出来的词意浑脱超妙,意蕴无尽,…     

浙西词派醇雅清空说评议

自常州词派兴,浙西词派(或称浙派)多遭贬抑,其尊奉姜张、力主醇雅清空之说,亦多所非议。近数十年,批评日甚。然而,浙西词派在有清一代雄劲一时,醇雅清空之说流风所披,影响甚大,却很少有人去深入探考。本文不惴浅陋,试作一探,以俟方家正之。一醇雅清空之说,最初见诸汪森为朱彝尊选编的《词综》所写的序中。汪森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把醇雅的词风与姜夔的词作,推崇得无以复加。朱彝尊崇奉姜夔,俯首南宋词,成为他选编的标准,所以他在《词综·发凡》公开地说过:“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     

王之涣凉州词探奥

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传世佳作《凉州词》中的名句“黄河远上白云间”,还是“黄沙直上白云间”的争论,历经千载,近年来又时起波澜。 《凉州词》从《国秀集》始,见于历代选本及笔记传闻的内容,大抵有以下几种: 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直上白云间。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     

澄清有关《江湖集》的几个问题

从南宋以来,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江湖诗集。今日尚能考知其名目者,就不下数十种。但是由于天长日久,渐渐亡佚,多数已无实物可征,仅凭片光吉羽,一鳞半爪,难识其真,于是在江湖集的问题上产生了许多是非和误解。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把《江湖小集》当作南宋书商陈起所编刻的《江湖集》;二是对所谓“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认识。对前一个问题,笔者曾撰文作过考辨,窃以为不能把这两者混同(详见《文学遗产》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在本文,拟继续探讨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谈宋人用东坡赤壁韵的五首《酹江月》

苏轼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游黄冈赤壁时,以磅礴的才气,奔放的豪情,生花的笔触,写下震撼北宋词坛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脍炙人口,久负盛名,连“念奴娇”这一词牌名也为人称作“大江东去”、“酹江月”。诚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说:“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以这首词为代表的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胡寅《酒边词序》),“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正由于苏词别开生面,不同凡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开拓了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意境,创造出豪     

白雨斋论词的“楚辞”尺度

清代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多次提到楚辞、屈原、《离骚》,仅自序就有五处这不仅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而且也使我们惊奇地发现:作者反复论及楚辞的深层含义在于:他找到了一把具有权威性的评判“标尺”,一个高屋建瓴、指陈得失的有力“武器”。一客观基础白雨斋论美成词说,“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卷一)而在“沉郁”、“顿挫”、“深厚”三项之中,又以“沉郁”为本,“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卷二)他还对“沉郁”作过具体的阐发,说碧山词“无处不郁,无处不厚。反复吟咏数十过,有不知涕之何从者”(卷六)。从自雨斋的研究对象——词的基本体性来看,柔媚软艳、婉约蕴     

论唐诗人与道士交游的范型及其诗学意义

送人入道、送道士归山和山中访道是唐代诗人与道士交游的三种主要方式。从入道者的身份看,可分为宫人、官人、处士、佛徒和平民五种。他们入道的原因各不相同,诗人对此的反应则以肯定为主。诗人与道士交游有学道问医、名士雅集和虚拟游仙等现实需要和心理代偿等原因。仙为“人在山上貌”的观念和道士在山中修炼这一事实使访道求仙成为诗人创作山水诗的因缘。     

形容词、名词转类及其标志词性问题

本文初稿曾蒙张斌教授指正。也听取过陆丙甫同志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跟《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主编)相比。《现代汉语词典》在一词多类的词性标志方面相对来说要含糊多了。多数并未标明一个多类词所具有的几种词性。动词、名词方面存在着这个问题,形容词、名词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本文试就形容词、名词两性词问题作些探讨。 (一)形容词向名词的转化 一、形容词转化成名词的界限。 形容词向名词转化的语言事实确实存在着。吕叔湘先生曾说过:“名词这个类里边最困难的问题还是怎样区别哪些动词巳经转变成名词(兼属两类),哪些动词只是可以…     

词学范畴“意趣”的内涵研究

"意趣"是诗论中广泛使用的审美范畴,在宋代被引入词学批评中,在张炎《词源》中与"清空"、"骚雅"并列成为三大词学范畴,丰富了我们对词体的理解和对词作创作的认识。"意趣"范畴在词学中的内涵主要指词作中表现出的词人的不同凡响的胸襟怀抱,着眼在词作立意的清新脱俗、宏远澹宕。它在词论中的形成是词诗化的理论体现。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三重困境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研究汉代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汉代经师对于“师法”和“家法”的坚守程度；将忽略学术研究而重在推演《诗》义的教化类著作视为辑录三家《诗》经文的根据；混淆了文学与学术类著作的本质差别。这三重困境贯穿全书始终，降低了书中不少结论的可靠性。     

楼俨《洗砚斋集》与康雍间词学走向

清代楼俨的《洗砚斋集》,是一本稀见的专家论词专集.内容以研讨词律为多.从其展现的词学交游、词学活动、词学思想、内容偏好,不难窥见康熙、雍正间的词学走向.楼俨身为与修《钦定词谱》的分卷主编,此专集也就相应地具备了审视清代官方学术的某种视域以及掂量是否具有当时词学研究最前沿水平的可能,值得引起词学界关注.     

也谈语素

语素,一般认为是英语morpheme的汉译,《远东英汉大辞典》译作“词位”,赵元任先生称为“词素”。不管怎样称说,从语言结构角度看,morpheme应是小于wrd (词)而大于morph(有译作“形位”的)的一级语言单位,系指语言中有意义的最小结构单位。哈特曼等著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就解释为“语法的最小区别性单位,即最低一级语法单位”。现在,很少有人称为“词位”。但叫“词素”或叫“语素”的则大有人在。 吕叔湘先生在汉译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一书时,将morpheme译成“语素”。吕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曾作过解释:“词素是…     

追求型“多余者”形象与变革的现实

一当代的文坛上,曾爆出过一个冷门:有人从表现手法上来划分,将其定为“中国式的荒诞派”。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建功的《鬈毛》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三部作品给我的总体感受,觉得用“中国式的荒诞派”来划分还是恰当的。这既区别于西方的“荒诞派文学”,又点明了它们是生长于中国的土壤,绝非“泊来品”。这一点很重要,有人就因为这“荒诞派”一词的来源,而整个否定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土壤中生存的价值。从表现手法的角度来审视,“荒诞派文学”长于描写人与客观世界分裂的现实,善于表     

论李白诗歌艺术上对庄子散文的继承

晚清的两位杰出文学家曾对李白及其作品作过很有见地的评论。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刘熙载《艺概·诗概》:“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李白和李诗的确深受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近年来许多论者对这个重要问题曾进行过认真的研讨,特别指出李白诗歌艺术上对屈赋的继承,这是很有必要的。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在谈论李白受庄子影响时,却几乎从未涉及李白诗歌艺术上和庄子散文的继承关系。我认为,李白的诗歌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庄子散文中汲取的营养比任何一部作品都要多。李白集中引庄子典故的诗…     

吴淑姬是南宋湖州人

吴淑姬著有《阳春白雪词》五卷。宋黄昇选编《花庵词选》,评云:“淑姬,女流中黠慧者。有词五卷,佳处不减李易安。”《阳春白雪词》惜已失传,仅在《花庵词选》中保存了三首。而关于吴淑姬的身世,由于编者未予具体介绍,竟成了一椿经久未决的疑案! 历来文学史家,大都根据《诚斋杂记》的记载:     

南宋雅词的特质与时代因素

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文人词 ,以“清空”、“骚雅”为其特质。本文以历史分析的方法 ,对南宋雅词特质的源起、形成、表现以及内涵进行多方探索。在历史地还原的过程中 ,创作主体多才多艺的文人身份暴露出来 ,诗、词、书、画等不同的艺事可能体现出某种共同的精神理想与审美品质 ,对雅词的理解从不同艺术门类的互照中得以加深。联系时代精神、社会背景、儒释道哲学等多重因素 ,对南宋词的“清空”、“骚雅”进行诠释 ,从而也从合理性的角度加深对词史上存在的这一词派的理解     

重论“五行说”的来源问题

“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其来源则迄今未明。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主要是两个原因: (1) 古代典籍中未曾保存关于五行说可以征信的原始资料。褚少孙补《史记·历书》称:“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他以五行起源归之于黄帝。然黄帝其人与时代却是上古史中最大的谜之一。典籍中“五行”最早的资料有人推于《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但此篇所出时代不明,篇中“五行三正”究为何指,则自汉代以下一直聚讼纷纭。近人多以《尚书·洪范篇》为五行说之可信出典。然《洪范》书出于战国时已有定论(说见刘节《洪范疏证》)。而且篇中关于“五行”的说法实际是指“六府”     

邢昺《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考

北宋经学家邢昺撰《尔雅疏》,大量征引本草文献以助训诂,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以往对《尔雅疏》的训诂特点颇多研究,而对其征引本草文献的种类、特点及意义则未有涉及。通过对比、考证得出:《尔雅疏》引用的本草文献,均转引自北宋初年的《开宝本草》。《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忠实于原文,较少辨析,体现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训诂传统。邢昺之后的宋代本草学又受《尔雅疏》的影响,大量引用《尔雅疏》来帮助本草名物训诂,这体现了宋代训诂学与宋代本草学良性的互动关系。     

“偈”与“有诗为证”

在宋以后的白话小说中,常常是韵散夹杂的,在韵文部分的前头,写着“有诗为证”、“有赞为证”、“有赋为证”、“有词为证”等字样。这种格式在唐以前的小说中是没有的。这种格式的出现,我认为,与佛经的传入有直接关系。佛经的初传是在汉代,大盛于六朝。佛经的体制有三种:(1)全散的;(2)全韵的;(3)韵散夹杂的。其中第三种较多见。有的佛经中韵文部分多达几十处,《正法华经》中就有八十一处韵文。佛经中把韵的部分称为“偈”,有时又称“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