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

在价值哲学领域,法家毫不隐讳自己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而强调"以法治国"的功效性.他们认为实行法治,暂时痛苦却可以长久得利;实行人道,苟乐而后患无穷.可见,法家推行"以法治国"并非出于刻薄寡恩,而是出于国家畜强和长治久安的大利的考虑.因此,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国"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     

法家的富国强兵的价值观

法家推行以法治国厉行法治并非出于刻薄寡恩,而是为了富国强兵。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是我们当代实行法治的重要历史资源。法家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对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信与法：中华法家治理思想及对现代治理完善的启示

法家思想无疑是中华传统治理思想中长期备受争议却又被历代政治实践所始终采撷的核心治理思想。法家思想的要义是以信取民,以法治国,最终形成天下一法、贵贱平等、强国富民的法治格局。法家思想承自道家,实质是以法度行无为去人治,以法止刑,以不仁行大仁。法家在百家争鸣中最终以政治上的成功而证明了其思想上的重大实践价值。而在奠定中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后,法家退而居后,历代强君强臣用其术而不用其名,用其制而非其过,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政治形态。历代思想家批判法家多指责其残暴弱民,实质是不解法家真意,亦陷入了儒法正统之争的局限。从超越历史的角度,中华法家在数千年前一举树立的以法治超越人治的宝贵思想足以令今人尊重。对今日之现代治理完善而言,不断加强政府信用建设,通过构建完善的法治体系超越人的个人主观臆断而实现善治,依然是当前治理体系的最为重要的努力方向。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法家学说衰落探源

我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起源很早,春秋时期,即出现了倡导以法治国的法家人物,如管仲、子产、邓析等。他们多由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组成。但他们并不同于古代西方的那种法学集团,而是一个具有共同政治主张而思想又各有其特点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界一般将战国初期和中期的法家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为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等;将战国末期的法家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是齐国法家,韩非和李斯。尽管先秦时法家人物众多又各具特色,但总体来说,他们一致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这一体系中,大致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公正、人心、礼义——《管子》“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解析

《管子》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通过对公正意义的深入揭示,《管子》明确了法治的内在意义和目标;其法治主张并非和人治相对立,在关注权力制约的同时更为关注人们的合作行为;通过辨明法律和礼义相生相成、刚柔兼济的关系,《管子》反映出其自身对法治的完整认识。《管子》法治思想与儒家法思想、秦晋法家思想共同构成当代法治中国的本土资源。     

齐与晋秦法家思想之差异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派别,他们均重视法治。但由于所处地域的历史及文化传统不同,故其法治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若进行划分,可分为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法家和商鞅、韩非为代表的秦晋法家。研究二者的不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先秦法家的全貌。     

先秦法家“公”思想探析——以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认为,"公"是君主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私"是臣民个人的利益和原则,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公"主宰"私","私"服从"公",要"立公"而"弃私"。其"公"论有深刻的哲学、政治、人性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实现"公"需要具备一些素养、能力和手段。法家"公"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求统一、讲法治、重公正。但也有其内在的不足。如,利君而抑民,主张"严刑重罚"而否认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片面追求单一性而忽视个性与多样性等。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实质是老子哲学与秦朝法家的结合,其基本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又要兼顾农民利益。代表黄老之学思想特色的“无为而治”,符合汉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社会主旋律,故得到上自中央政府、下及地方官吏的共同贯彻。随着汉代经济的复苏,黄老无为精神为儒家的“刚健进取”所替代,黄老之学与老子哲学重复之处自然消亡,但黄老之学的某些部分却被其他更有力的学派所吸收。黄老学派的寿命短暂,黄老思想的效应则长久。     

按“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之明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表现为从理论原则上确认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而且更表现为以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来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及其辩证统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内容。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高校统战工作法制化创新研究

从十八大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的大背景切入,通过对依法治国方略的理论框架及其原则要素的梳理,并结合当下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时代趋势下高校提升竞争力的发展诉求和适应改革的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如何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政策背景和时代潮流下不断推进高校统战工作法制化创新机制的路径对策。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