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赵树理以其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的真切深入的理解以及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塑造了新一代的农民形象。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的农民形象被健康、硬朗的农民形象所取代，农民从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转而成为革命的中心、纯洁人性的来源地。笔者就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进行了简单的总结与分析。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赵树理既是一位农民文化的自觉辩护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两种身份的包容与契合促成了赵树理40年代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赵树理1949年后小说创作艺术的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     

失败的神祗--论赵树理后期的小说创作

1957年11月重写<金字>后,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显示出对紧贴现实的、为大众的"问题小说"价值的怀疑.他不仅对自己小说的读者产生了怀疑,而且对自己的小说价值产生了怀疑,对自己写作的存在意义产生了怀疑.     

农民话语写作的百年思考

农民话语写作 ,基本上体现着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那些农民出身的作家渴望成为现代都市文明的代表 ,却又无法摆脱落后的农民意识 ;他们试图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或都市文明的话语方式 ,却又倍受传统而落后的思维范式的痛苦困扰 ,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 ,更能准确地反映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规训与突围：“赵树理方向”下赵树理的文艺思想

被誉为"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有着许多不能被涵括在这一概念内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赵树理方向"的内涵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政治功利的实用立场;以新文艺为基础,以民间旧形式作为"补充"的文艺形态.赵树理的文学文本却包含以下独特的艺术个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农民利益的立场;以民间文化为本位,融合其他资源开创出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学".     

穿行在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中——论赵树理小说的大众化

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农村出身,"萍草漂泊"的底层生活,使赵树理意识到无论是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还是解放区文学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其价值立场都是历史预设的.赵树理自觉地站在了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上--而非单纯的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去言说民间的声音,他的大众化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样式.     

对农民文学缺失的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国农民来说,主要还是雪中送炭问题,而不是锦上添花问题。现时的中国仍需要赵树理精神,应该有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为九亿农民服务,掌握着中国当代文学主流话语权的人士应该为改善农民的精神文化有作为。     

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比较论

在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共同地反映出丰富、鲜活的民间生活。从创作主题、风俗民情、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等各方面来考察,赵树理与汪曾祺殊途同归的民间立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还难以摆脱政治意识的干预,对于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和内在情感有比较深切的把握和文学观照,后者相对表现出传统伦理的民间形态,却更多地体现了人性自由和内在精神品性的发掘。     

论赵树理小说的人文精神

赵树理小说的人文精神是受"五四"新文学精神的陶冶和解放区民主政治的影响,以及对农民兄弟赤诚的爱意而形成的.它的内涵是热情塑造农村新人形象,大力为党的优秀干部立传,展现新时代农村的生活,抨击封建残余势力与封建腐朽思想.它的意义是使人觉醒,获取人的价值与尊严,使人为之有了努力的方向.     

关于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几个问题——兼谈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

“山药蛋派”由以赵树理、马烽、韩文洲、张石山为代表的四代作家构成。之所以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是由于“山药蛋派”是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是由于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在创作上的相似性中的巨大落差;是由于只有赵树理的存在,才构成了“山药蛋派”的完整性及其演化中的深刻性。“山药蛋派审美”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在今天应该引起格外的关注。赵树理在追求作品通俗化、大众化中所贡献的文体上的成就,在今天极具现实意义。在赵树理传记的写作中,倡导对赵树理“个人空间”、“私人事件”、“精神私史”的重视。     

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点滴哲学思考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优秀作家。他以农民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对这一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予以深情的关注,开创了乡土气息浓郁的“山药蛋派”;他求真求实求是,使摹写与创造有机结合,就革命文艺怎样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作出可贵的探索;他先做人而后作文,以公正无私、仗义执言的人格魅力,被农民朋友深深怀念。     

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

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出现于现代文学语言成型的第二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文学语言中盛行的书面化、西洋化来说,它是一次必要的否定。但由于这种语言观独重口头、民间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致使文学语言失去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出现于第三阶段的汪曾祺,其文学语言观既借助口头、民间文化传统,又依靠书面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并完成了第二次否定。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现代文学语言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形式。     

赵树理的初期创作与文学转型的多重契合--兼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作家的创作调整

随着社会革命体制的重新建构以及《讲话》后文艺创作全力向服务工农兵的转移,众多知识分子作家面临前所未有的蜕变和换血。新的调整、迎合与重构是一个艰难的跋涉过程。赵树理以他绝无仅有的政治身份与艺术探求,适逢其时地应合了《讲话》后的文学变革需求。     

异中有同的"通俗化"追求 --赵树理与张爱玲之比较

20世纪40年代处于不同政治区域内的民间作家赵树理和张爱玲,为了不同地域中读者的期待视野,选取了中国民间文化形态作为自己创作的价值取向,然而由于他们出身和生活经历的差异,致使他们接受了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学文本影响,导致其艺术表现方式的不同.赵树理填补了五四新文学在乡村社会留下的巨大空白,创建了中国新的民间形式;张爱玲以现代意识提升了传统都市通俗文学的品格.     

赵树理与现代人性问题

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 ,但是他不是通常说的通俗作家 ,他的书也不是民间文学。他的作品中具备了五四精神 ,是五四精神结出的硕果。仅从最具五四时代特点的“现代人性改造问题”论题入手 ,分析了五四以来各时代问题小说各自不同的表现重点 ,认为赵树理也是致力于人性健全建设的 ,他表现的是农民的人性变化史 ;表现的是个性主义精神在农民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赵树理写农民意识觉醒比较着重于通过外因激起人物内心的变化 ,从而塑造一大批有血有肉的农村人物。     

赵树理小说中的反讽艺术

反讽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和文学批评概念,它包括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等不同的形式。赵树理的小说无论在言语层面,还是在小说情境与小说结构上,都具有反讽艺术的特点。在此以赵树理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为例,分析他小说里的反讽艺术,企图从这一的视角打开展示赵树理小说艺术魅力的另一个视窗。     

做公众的代言人——从赵树理到张平

比较赵树理和张平 ,从文学观上看 ,他们都是自觉地要做公众的代言人。从作品所反映的题材看 ,赵树理仅限于农村和农民 ;而张平却广泛得多 ,既有农村和农民 (《天网》) ,也有工厂和工人 (《抉择》) ,还有公安干警 (《十面埋伏》)、学生 (《对面的女孩》)等。从揭示社会矛盾方面看 ,张平要比赵树理更深刻和更尖锐一些。从人物刻画上看 ,赵树理的功力显然比张平要厚重 ,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性格鲜明 ,活灵活现 ,能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而张平作品中的人物 ,还有简单化、平面化、理念化之痕。从故事设置和叙述方式上看 ,赵树理特别重视故事的吸引力 ,很少用心理描写和理性分析 ,追求的是让读者一口气读下去的效果 ;而张平则恰恰相反 ,经常使用大段的心理描写和理性分析 ,要把自己的爱憎情感鲜明地表达出来 ,这样的叙述方式对于深化主题是很有作用的 ,但同时却冲淡了作品的艺术性。赵树理和张平选择做公众代言人的文学道路 ,虽然走得比较艰难 ,但他们都不后悔 ,也不退却 ,这是非常可贵的。在转型时期的当今中国社会 ,仍然需要赵树理和张平式的作家。     

读新发现的赵树理的一篇佚文

新发现的赵树理的佚文为《“说”与“唱”的分野》。该文是赵树理于共和国初期,在北京掀起大众文艺高潮时,为改进民间文艺而创作的。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明,主要表述说唱文学中“说”与“唱”的区别和写作。“说”与“唱”是赵树理文艺生涯的关键词,赵树理是伟大的说唱文艺家,他的文艺理想与文化愿景是“把太行的石头搬到北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