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语境下的宽容

不同语境下的宽容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关于自由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张力中,宽容作为一种个人生活态度和社会实践方式,理应成为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在前现代社会,宽容作为保障自由实现的功能性存在,仅被限定在个体道德领域;资本主义社会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却使不同阶级、种族、集团之间的歧视和不宽容趋向物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宽容被视为一种相互性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为自由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中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要构建宽容环境、促进自由发展,就需要塑造个人宽容人格,增强社会宽容共识,安排相关规则制度。     

对马克思“自由个性”内涵的思考

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的理解首先是一种真正的“个人的独立性”,这种“个人的独立性”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基础之上的独立性;“自由个性”还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和“个人的独立性”基础之上的“个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个性”更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生存状态。“自由个性”这一内涵表明了追求“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独立,自由及解放优先性与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统一是马克思学说的真正价值诉求。     

自由的平等之义与平等的自由之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一种解读

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当代最重要的基本政治价值,在自由主义者那里,似乎总是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尔斯却试图通过建构一种正义理论使自由与平等在其正义两原则之下得以调和：以自由为核心的第一原则内含着强烈的平等诉求,而集中体现罗尔斯平等观念的第二原则则是为了自由价值的真正实现。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他所提出的＂平等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高于一切的,它只能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被限制。     

简论早期梁启超的自由观

早期的梁启超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之一个侧面,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作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高度关注,将两力相抗,势均力敌看作是自由之保证,呼吁增强国力,发挥个性,外以抵抗帝国主义,内以反对封建势力;又对自由与任意、自由之俗与自由之德进行了区分,强调了“文明自由”之价值。凡此种种论述皆富于极强的启发意义。当然,他过分强调以力抗衡的“积极自由”之作用,相对忽视宽容的“消极自由”之作用,在理论上容易产生不良的后果。他对心灵自由、精神自由的过分关注,亦流露出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自由和平等,还是自由或平等?--西方近代以来对自由与平等关系问题的争论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是当今西方政治哲学家讨论的热点话题。一方面 ,他们将这两种价值理想作为其民主政治的基础和核心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发现这两种价值观在同时运用于民主政治中时呈现出颇为复杂甚至彼此冲突的情况 ,由此导致国家的治国理念及一系列干涉手段的差别。本文通过探讨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的论争 ,试图指出 ,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是无法根本解决自由与平等的冲突问题的 ,自由和平等 ,还是自由或平等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永远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因此 ,必须突破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 ,为自由和平等的协调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自由与平等的张力运动在资本语境下的历史演进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天平,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平行并列的“均衡”态势,经由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逐步向自由倾斜,及至当代,这一“失衡”之势又有了某种意义上的“调和”色彩。我们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为分析文本,以资产阶级革命、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福利国家以来等4个时期为逻辑进路,在审视资本语境下自由与平等间张力运动的同时,展望自由与平等价值张力运动的未来走向。     

平等的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原则--罗尔斯自由理论探析

自由理论在罗尔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从道德人格的角度出发,罗尔斯区分了基本自由和非基本自由,强调了自由主义中消极自由的传统。通过区分基本自由和基本自由的价值,用平等的自由原则保证平等的基本自由,用差别原则保证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公平的价值,罗尔斯抵挡了左派关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是空洞的这一批判。在此基础上,罗尔斯从最高层次利益和道德人格的角度对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证明,为主张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由与平等：冲突抑或相容？

针对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联性，当代政治哲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冲突论”和“相容论”，前者主要以罗尔斯、哈耶克和诺齐克等人为代表，后者主要以德沃金和柯亨等人为代表。就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而言，罗尔斯的折衷立场处于论辩的中心，正是基于对罗尔斯立场的不满，右翼和左翼才围绕自由与平等是相容的还是冲突的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无论冲突论，抑或相容论，都既追求自由，又追求平等，只不过对自由和平等有着不同的定位。事实上，自由和平等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和价值，人们不能笼统地说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还是相容的，在申述自己的立场之前，必须明晰其所言说的是何种自由与何种平等。     

价值选择与自由的面向——论以赛亚·伯林建基于价值多元主义的自由之重构

以赛亚·伯林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期望我们关注价值内在的多元性,但是价值多元主义并不能够赋予自由主义以"优先性";伯林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石在于并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坚信价值多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自由的另一面向即"消极自由"成为必需.消极自由不仅是人类尊严的基础,同样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伯林由此把自由的问题转换为权利问题,意旨在于确保选择领域的方式是建立和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基础上.自由的消极面向强调自由不仅是"自主"而且更是"宽容"和"权利"的代名词.由此,通过价值多元主义拓展的宽容和权利的美德,确立了让自由的面向支持价值选择的自由重构之路径.     

平等的自由主义辩护

平等作为人类一个古老和抗议性的理想,其理念在近代经历了一个随自由主义理论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即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平等、功利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基础的平等和新自由主义平等的限度。这种情况说明人类对于平等的理解远没有达成共识,平等的内涵也必然会随社会本身的变化而发生波动。     

心灵自由——殷海光宗教信仰思想之真谛

台湾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的宗教信仰，表面上看似乎充满着矛盾与悖论，但深入探讨其思想，可以发现，殷先生的宗教信仰是与自由主义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是追求一种彻底的“心灵的自由”。他的思维轨迹是在否定上帝→讨论宗教→确认上帝的存在（心灵自由）递嬗着多层次的人生周折，其宗教信仰自由思想在今日仍然具有积极的道德价值和文化意义。     

个人自由还是社群自由——兼论马克思的自由观

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神圣不可侵犯,个人自由高于社会（社群）自由,且强调消极自由;社群主义基于一种抽象的整体主义指出,个体的自由建立在社群自由之上,个人的权利内在于公共善,针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他们主张积极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真正内涵和本质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实现。     

作为自由的平等——论罗尔斯政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的贡献

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一直是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但自从古典自由主义诞生的上百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理论鲜有新的理论建树。直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问世，政治自由主义又萌发了勃勃的理论生机。古典自由主义主张个体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而它所指的“平等”仅局限于形式上的平等。罗尔斯对。平等”概念重新阐释，赋予传统的“平等”观念以实质性的含义，这一观点使得古典自由主义上升到了新的理论水平。     

新自由主义自由观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比较研究

自由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对于自由的讨论贯穿于整部西方思想史的始终。新自由主义自由观克服了传统自由主义自由观消极片面的缺陷,重新探讨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缺乏阶级性和历史性的视野,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抽象的自由观。马克思则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批判继承了西方自由思想的优秀成果,创立了崭新的科学自由观。两者在对自由的理解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虚幻的影像——伯林自由理论析论

艾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并一再被人征引。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持有的一元论域境中突破出来,并对二者由此引伸出来的对“积极自由”的热情、执着追求可能或已经在实践带来的危险做出了学理的解析,进而积极赞扬一种不同于“积极自由”的、多元价值域境下的“消极自由”。但在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推崇,并没有向人们表明自由--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可以达到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原则、体系设计可以实现。“消极自由”对于“积极自由”的设限本身也就成为一种虚幻的影像,伯林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还不是解决了问题。     

从自由主义的自由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

近代西方产生的自由主义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及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基于这一事实,提出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传统社会主义者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忽视了每个人自由发展这一核心内容。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弗洛姆自由思想及其对伯林的回应

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自由与道德、能力、市场——消极自由主义者与积极自由主义者的论战

消极自由观与积极自由观是当代西方各种自由观分歧的焦点，而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自由与道德、自由与能力、自由与市场三个方面。这两种自由观各有得失，消极自由主义者所确立的物理主义的自由观虽然实现了客观性和道德中立性，但它不过是一种对个人价值、基本利益和需要漠不关心的“流浪汉式”的自由观；而积极自由观虽然关注权利、财富和机会的分配制度，但它是一种求助于人性论和价值观的高度规范性的解释方式，难以使自由主义成为客观的“科学”。最后，文章指出了双方发生理论分歧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     

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孟德斯鸠对政治自由的限定

孟德斯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将自由与安全联系起来，并且推崇直接以政治自由为目标的英国政制，而被奉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不过，从他对英国政制的观察来看，英国式自由本身所包含的缺陷和危险恰恰源于对“政治自由”的误解，而让自由走向了极端。在孟德斯鸠看来，一方面，政治自由既区别于自然状态下的独立，也区别于随社会而产生的权力。另一方面，政治自由虽然接近哲学上的自由意志，然而却同自由意志保持根本的界限，它并不等同于自由地行使个人意志。政治自由必须通过服从已有的法律来获得，它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且是历史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