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西财政试析

广西财政在清末咸同年间开始发生根本变化。随着内扰外患日急,财政支出日益膨胀,收支失衡。广西大吏为平衡财政,继咸丰八年(1859年)设卡抽收厘金(商品过境税)后,又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至三十四年间两次大规模增捐加税。结果广西财政收入成倍增长:咸丰前为80余万两, 1905年为161万余两,宣统元年(1909年)高达526万两。但财政支出增长更快,由咸丰前的70余万两,增加到光绪三十四年的499万两,宣统元年更高达554万两。依然是入不敷出,财政赤字连年增大:光绪三十四年是10余万两,宣统元年是28万两,宣统二年升到184万两,几乎是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清末几任广西巡抚柯逢时,林绍年、张鸣岐在奏折中都提到“民穷财尽,筹费为艰”,“人才消乏,财政困难”,“时为财竭”等语。库存空虚,财源枯竭,广西财政危机愈陷愈深,举凡内政、边防政策深受影响,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石严重动摇,辛亥革命的成功绝非偶然。     

试论厘金制对晚清财政的影响

厘金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重要的商业税制,开创于1853年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特定环境下。最初它仅是一种临时性的筹饷措施,之后却发展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税制,直到1931年才被南京国民政府裁撤。厘金推行的过程中给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自从厘金制开创以来,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清廷关于"裁厘"问题却多次议而不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厘金与晚清时期的国家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厘金打破了传统的财政税收结构,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大支柱之一,对国家和地方财政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晚清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主要来源分析

晚清时期,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台湾地区自筹经费和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中的"台湾省解款"两个部分。其中,官办体制下的台湾铁路建设经费来源主要包含海关税收和厘金;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中的"台湾省解款"则主要来源于厘金。台湾地区铁路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及其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清财税制度的新变化。     

《诗经》最晚诗小考

《诗经》中最晚之作是哪一首？历来众说纷坛。《毛诗序》认为是《陈凤·株林》。《序》云：“《株林》,刺灵公也。淫乎真姬,驰验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据《左传》载,此事发生在公元前598年。《韩诗外传》认为最晚之诗是价出风·燕燕》。这是一首写卫定姜送其儿媳大归的诗,时在公元前558年。较之《陈风·株林》晚40年。梁启超先生亦主此说（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清王夫之则主张《秦风·无衣》是秦哀公为申包前乞师而作。其《诗经稗疏》云：“《春秋》：申包管艺师,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人刘向《新序》亦云然。《吴…     

“清谈”考释

“清谈”考释范子烨“清谈”一词常见于中古时期的文献。它不仅具有多义性，在同一层面上，还有许多同义词。本文拟对此加以考述，或可成为读史者之一助。“清”字的本义是水澄澈与“浊”相对。《说文》云：“清，也，澄水之貌。从水，青声。”《诗·郑风·溱洧》“漆与洧...     

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连载)

目录 (一) 前言 (二) 政治、哲学类 1、成吉思汗 元·初 2、保八 元·皇庆 3、相威 元·至治、至元 4、真定 元· 5、朵尔直班 元·元统,至元、至正 6、鲁鉴 明·正统、成化 7、道同 明·洪武 8、长令 清·乾隆、嘉庆、道光 9、裕谦 清·嘉庆、道光 10、柏贵 清·道光、咸丰 11、赛尚阿 清·道光、咸丰 12、倭仁 清·道光、咸丰、同治     

《辞源》疑误——《读书识小》之四

近岁缘工作之故,时检《辞源》(新版),有所疑则笔录之,久亦盈囊.今辑出数条,略加董理,以就正于大方,不敢日必是,故名之曰“疑误”云尔。一、释义之误[郢都]春秋楚都.1、楚文王十年自丹阳迁此.至昭王十年,吴师入郢,楚迁都于鄀。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参阅《水经注·沔水》.2、楚文王迁郢,后九世平王立别宫,亦称郢。故址在江陵东北。参阅《资治通鉴·三·周赧王十六年》.案:“郢都”有二义。一义为专名,即《辞源》所云之“春秋楚都”。此郢亦被称为“纪郢”(见《史记·楚世家》)、“南郢”(见《越绝书·吴内传第四》、《新序·卷四》)、“哉郢”(见安徽寿县出土之。“鄂君启节”、湖北     

晚清时期沪宁铁路厘金论说

铁路厘金是晚清时期厘金制度的新样态之一,沪宁铁路厘金成为该时期铁路厘金的典型案例。沪宁铁路厘金伴随着沪宁铁路的修筑过程而发生,商货运输方式的不同,使得依附于水卡的原有厘金税政受到了扰动,进而逼迫主政者思考铁路厘金问题。其中,英国势力的参与使得该问题的处理变得更加复杂。围绕沪宁铁路厘金问题,中央与地方、清政府与外国势力之间相互交织,最终通过磋议、协商、博弈,建构了沪宁铁路厘金的实态。沪宁铁路厘金产生之后,影响了沪宁铁路自身的运营实效,成为清政府的弊政之一。     

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

在两宋期间,曾巩是一位颇具特色的文学家。就《曾巩集》而言,共收有诗四百余首,文七百余篇,至今尚未见有赋作。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当宋词蓬勃兴盛之际,他竟不逐时尚,极少填词,现存集中,仅有一首《赏南枝》而已。曾巩专注于诗歌和散文创作,决不旁骛。 自两宋以来,曾巩散文深爱世人喜爱,深受名家赞誉。“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临川先生文集·赠曾子固》)。“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荆川先生文集·与王遵岩参政》)。自宋至清,曾巩散文被收入各种文集,作为楷范,受人师法。总之,曾巩擅长于散文创作,“以文章为世师”(《曾巩集·附录·秦观著哀词》)。 曾巩散文将儒术、文词、文风三者融合为一体。其融合有渐,对此,我们不能不考察其思想的衍变及     

论任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正> (一)在齐梁文坛上,任昉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当时人看来,他的成就并不亚于谢朓、沈约,所谓“沈诗任笔”(《诗品》)或“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梁书·沈约传》),是当时人普遍的看法。梁简文帝萧纲在给湘东王(元帝萧绎)的信中曾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即使在北朝,人们也认为他是梁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如北魏济阴王元晖业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温)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魏书·文苑·温子升传》)。所以北齐文人邢劭和魏收,一个爱慕沈约,一个     

咸同时期清中央与地方对财权的争夺——以厘金整顿为中心

厘金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财权的消长。从厘金整顿反映出咸同时期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既有争夺,又有让步,充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对财权争夺的复杂程度。晚清中央财权的不断下移、地方财权的急剧膨胀的局面,正是在中央与地方曲折的、反复的争夺中逐步形成的。     

颐和园为何称"颐和"

北京颐和园为清代皇家园林,世界驰名。它为什么叫“颐和园”呢? 这颐和园在清乾隆年间称为“清漪园”,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抢劫园中珍宝,烧毁了大部分建筑物,使清漪园成了废墟。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为了自己的享乐,竟然挪用建海军的经费3000万两白银,重建此园,并将园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沧浪水”地理位置考

<正> 《渔父》里的“沧浪水”的地理位置,历代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西汉西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潘冢道济,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司马迁将“苍浪之水”理解为《尚书·禹贡》中所写的“沧浪之水”。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写道:“按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渔父触景起兴,则此篇为怀王时退居汉北所作可知。”“沧浪之水,初夏涨则浊,秋杪水落则清。”(原文见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七)     

“戊地”小考

新版《辞源》第1183页有“戊地”条。该条的阐释文字是;“古西域地名。唐时昭武九姓之一。见《新唐书》221《西域传下》《康》。《大唐西域记》一作‘伐地’。”那么,“戊”“伐”之间,哪个为确?抑或二者都对呢?我们推究的结果是,通行本《大唐西域记》的这个“伐地”,仍是“戊地”之误。研究者不难发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与《大唐西域记》有着重要的因缘关系。《隋书》《康国传》以及《旧唐书》《康国传》均无“戊地”这一名称,而《旧唐书·经籍志》不曾著录但《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有《大唐西域记》。这说明刘昫等人莫能见到而宋祁等人则见到《西域记》。同时,我们看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的内容,要比《旧唐书·西戎传·康国》多出好几倍。进而我们又从这里清楚地看出《新唐书·康》取材于《大唐西域记》的印迹来。例如《西域记》卷一所记飒秣建国(康)、捕喝(安)、劫布呾那(曹)、赭时(石)、弭秣贺(米)、屈霜你迦(何)等国名,在《新唐书·唐》中竟是一字不差的出现;此外还有一些     

略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

<正> 我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随着小说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所谓“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小说批评的涵义亦然。宋代小说批评理论处于承上转下的过渡期,有其特殊地位。中国古代的小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小说批评论大致也相似。《庄子·外物篇》已有“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说法,东汉桓谭在其《新论》中阐述古小说的创作特点、意义是:“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荆蛮浅释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论清史馆《食货志·茶法》对清代“茶法”的重新定位

清代茶法研究历经百年,但其重要复杂内涵仍需开掘。清代茶法基本文献之一《清史稿·食货志·茶法》,对相关研究影响较大,但学界对其论述价值的认识尚不充分。利用前人少有关注的清国史馆《食货志·茶马》系列档案,可深入讨论清代国史对茶法的书写问题。《清史稿·食货志·茶法》承袭国史馆《茶马》档案而成,但重新定位了清代茶法。清国史馆《茶马》档案将茶马之政定位为安定边疆、充实战备的国计要政。《清史稿·食货志·茶法》的纂修处在茶叶成为商品,但民初华茶衰落的背景下,有史学经世之志的纂修官姚永朴,转而强调振兴茶业的民族商业意义。     

财政考虑与汉代所谓重农抑商政策

我很喜欢借用苏东坡咏庐山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去比喻变换角度观察和研究历史的出人意料之功效。在多角度地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时,财政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角度。从《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以来,关于财政的记载史不绝书。围绕“食货”、“国用”为中心的财政考虑,一直是制约古代王朝制订和调整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所以,倘若我们能有意识地从财政的角度去观察中国历史的全貌或者具体问题,就很有可能获得新鲜的感觉。本文旨在从“财政考虑”的角度,去重新分析人们通常所说的汉代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