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困难程度、社会救助供需现状及其意愿 ——基于841个样本的调查分析

后扶贫时代,城市低收入群体是发展型社会救助的主要瞄准群体.采用问卷方法,选择重庆市N区841个样本对该群体的困难程度、社会救助供需现状及其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该群体中"长期性困难"家庭占比高于"偶尔困难"和"阶段性困难"家庭,收入越低困难程度越大;"收不抵支"现象突出,超过50％的家庭维持基本生活有困难;"支出型困难"主要来源于医疗费用.(2)在社会救助需求上,虽然样本的物质需求占比较高,但精神需求不可缺少.(3)现有社会救助制度尚不完善、供需匹配不足,导致该群体向政府寻求社会救助的意愿较强.建议:精准把握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需求;健全新时期的城市低收入群体就业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城市低收入群体医疗救助保障机制.     

低收入老年家庭经济福祉及收入一揽子计划变迁研究(1988—2018)

运用"收入一揽子计划"的概念,从历史视角关注我国低收入老年家庭的经济福祉和收入结构变迁,并重点关注政府的经济保障作用.从CHIP1988、2002年和CFPS2012、2014和2018年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城、乡低收入老年家庭经济福祉整体增进,收入一揽子计划更加多元化、社会化,政府在其间的保障作用不断增强.但低收入老年家庭相对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这主要源于各收入保障主体作用不充分,尤其是政府的制度性养老保障作用不够、老年人再就业机会狭窄而导致的自养能力不足,制约了低收入老年家庭相对经济福祉的提高.对此,需要以家庭为单位,通过公共政策设计为各收入保障主体赋能,不断完善城乡低收入老年家庭的收入一揽子计划.     

六社联动下我国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的路径研究

农村失独老人由于文化程度低,晚年没有稳定的收入和保障,处于生活、社会关系、社会融入等全方位的身心困境中。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分析农村失独老人的现状和需求,研究影响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困境的主要因素,分析失独家庭社会救助供给各主体的现状及问题,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六社联动”的失独老人多元社会救助机制。     

新政新知

民政部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整治 民政部于近日印发《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整治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活动方案》，从现在起至2014年9月30日开展“人清保”“错保”专项整治活动，并加快推进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全面提升基层为民服务水平。     

平遥县农村老年人消费状况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农村老年人越来越多,他们在社会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值得关注。以平遥县5个村20个老年家庭作为调研对象,对他们的收入来源、消费状况等做了详细的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消费对收入依赖性很大并因收入状况的不同其消费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但都满足了最基本的食品消费。政府应关注低收入的老年人,并对老年人普遍关注的医疗和文化娱乐活动进行适当的改进。     

城市低保家庭分类方法与分类施保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在城市低保制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分类施保制度,相对于过去整齐划一的救助模式是一个重大进步,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走向完善的标志.基于上海市低保家庭的入户调查数据,从家庭人口特征、收入结构、支出结构三个角度,选取了14个变量,使用主成分分析和列联表分析方法,对上海市低保对象进行合理分类,通过与现有的救助政策实施状况的对比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分类施保政策的对策建议.     

城市低保制度管理运行现状与提升路径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针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一项基础性社会救助制度.本文基于“中国困难家庭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当前管理运行的基本现状,指出了低保标准、家庭经济状况核查、补差水平、对象动态管理、福利叠加效应和政府财政支出责任几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和完善城市低保政策的建议.     

反福利依赖视角下的低保制度审视——兼析《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反福利依赖"始终是西方福利国家关注的议题。201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我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蕴含了"反福利依赖"的理念。但纵览现有的制度体系,我国的低保制度中依然存在福利依赖的诱因,容易导致"养懒汉"或有劳动能力者不愿退出低保的现象。为此,应发展工作道德救助,促进低保对象就业;进一步优化社会救助项目标准,将其他专项救助项目与低保解绑;对低保对象的收入和财产审核宽严有度;树立积极救助理念,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功能,强化服务救助。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建德市下岗职工生活状况调查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建德市下岗职工生活状况调查建德市城调队１９９７年下半年，浙江省建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以随机等距抽样方法对新安江镇五个居民区共３００户城镇居民家庭进行了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生活状况调查。调查形式为逐户上门访问。据调查，这３００户居...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黑龙江省农村低保标准测算与分析——基于扩展线性支出法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旨在保障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农村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社会救助体系中发挥着＂最后一道安全网＂的重要作用。以往对于黑龙江省农村低保标准制定方面的研究,大多表现在理论探讨与定性分析基础上,缺乏实地调研与定量思考,基于此,文章以政策为指标建立背景,通过典型区实地调研,利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针对不同低保人群,分别测算有无食品自给能力的低保理论标准,发现黑龙江省低保标准远低于政策要求,无法有效满足农村贫困家庭基本生活需要。鉴于此,通过比对黑龙江省财政支出,测算低保财政支持力度,提出具体财政建议及其配套建议。     

北京城市低保标准研究: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

津贴标准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文章采用近十年北京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分析北京城市低保标准对降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绝对贫困的维度上,北京城市低保标准能较好满足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需求,体现了生存性的原则。但在相对贫困方面上,当前低保标准几乎无法推动相对公平,促进共享发展也相当有限。从近年来低保支出占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比率看,北京城市低保支出具有可负担性。因此,适当提高低保标准、推动相对贫困意义的低保标准是可行的。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

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预。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论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的整合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需要的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的贫困救助制度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存在的,如＂五保户＂供养制度、扶贫工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多元化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如救助资金不集中、救助对象重复等。因此,将多元化的贫困救助制度进行合理整合是其发展的大势所趋。     

水电工程移民相对贫困特征与致贫因素识别

基于2014—2018年金沙江流域水电工程移民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思路对水电移民相对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发展性贫困与消费型贫困。受水库建设影响,大部分移民家庭生产维度受严重剥夺,自然条件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使移民家庭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且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受阻,造成移民后家庭生计构建困难,生产恢复缓慢,陷入发展性贫困;水电修建使移民家庭市场参与程度被迫提高,人均生活成本增加超过2000元对家庭资本积累十分不利,在加剧了移民群体发展性贫困状况同时增加了日后返贫的可能;最后,这些贫困特征在兼业生产家庭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中体现更加明显。政策完善应致力于发展性贫困和消费型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有效缓解群体间与群体内部发展差距扩大状况,避免政策失灵带来新的风险。     

西部农村公共投资现状与政策取向

在西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改善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以及缓解贫困,就需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投资职能。对西部地区农村的公共投资涉及一个覆盖全局的政策体系,不仅包括投资结构的安排,投融资体制与方法的创新,更须包括对于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的建立。     

论处于贫困境况国家赔偿请求人的生存保障——以“佘祥林案件”为例

国家负有救助贫困人口的责任和义务。因国家侵权而陷入贫困的赔偿请求人有两种制度途径获得生存保障,即获得国家赔偿和获得社会救助。由于当前的国家赔偿制度中缺乏对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因此可以通过借鉴民事法律制度来改进。同时,为了帮助赔偿请求人的家庭恢复正常的生活水准,国家应该把社会救助制度作为辅助手段来运用,但是不能以这种社会救助来替代国家赔偿责任。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有助于改善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贫困的状况,扩宽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途径和方式,调整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和消费模式。当前我国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不均衡性日益凸显,财产性收入比重依然较低,收入结构性矛盾突出,低收入群体的理财知识缺乏,投资风险意识薄弱。鉴于此,要加大风险教育,提高低收入群体才投资的风险意识;进一步完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条件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存量;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创造条件保护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积极拓展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渠道,创造条件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对重庆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的反思

社会救济是对贫困人群提供无偿物质帮助的一种制度。重庆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扶贫开发是中央交给重庆直辖市的重要任务之一。能否解决好贫困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从重庆市农村贫困的原因出发,从政府、贫困者自身和社会三个角度提出贫困治理的途径和对策。     

中国西部反贫困动态——基于效用理论的VEC模型实证分析

以福利经济学的反贫困思想为基础,通过建立社会效用分解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动态和绩效。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反贫困总体成效显著,而经济增长是其减贫的主要推动力;当前西部经济已显现出"亲贫式"的增长态势;收入分配不公仍然是阻碍西部减贫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年其对减贫的影响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而逐渐减弱;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