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草人主义"与童话的逻辑

鲁迅认为“《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后来我们大都把这条路理解成为现实主义的道路,有人甚至将其命名为“稻草人主义”。无论是从鲁迅对儿童文学的认识,还是从《稻草人》这部童话集内在特性来看,都可以衍生出这种说法。惟其如此,我们不能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稻草人》当作童话来看待,因为它所遵循的是事理逻辑而非情感逻辑,并且缺乏童话中的必要的行动性因素。对“稻草人主义”的过分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童话创作想象力的伸展,我们今天必须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     

论叶圣陶童话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

叶圣陶说过:“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一本。”他的第一篇童话《小白船》发表在《儿童世界》第一卷第九期上。1922年,他共在该刊发表了19篇童话,以后又写过20多篇,合计43篇。这些童话分别结集为《稻草人》(1923年)与《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年),此外还有《鸟言兽语》、《火车头的经历》等篇收录在《四三集》中。 叶圣陶童话全系作家独创。鲁迅曾赞誊《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郑振铎认为《稻草人》“在描写一方面,全集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成功之作”。叶圣陶童话正是内容与形式双美的杰作,它的出现是中国艺术童话成熟的标志。叶圣陶自己也对郑振铎这样说过:“我之喜欢《稻草人》较《隔膜》(叶圣陶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引者注)为甚,所以我希望《稻草人》的出版,也较《隔膜》为切。”叶圣陶之所以如此偏爱他的童话,因为这是他献给“最可宝爱的后来者”     

酝酿经典：从《魔法学校》看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儿童文学中儿童本体的回归

从叶圣陶创作于二十年代初的童话《稻草人》和稍晚问世的冰心散文《寄小读者》，到建国后张天翼的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和孙幼军的童话《小布头奇遇记》等等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大量涌现。郑渊洁的儿童文学杂志《童话大王》从1985年诞生以来其总印数已逾亿册之巨且连续刊载24年之久。事实表明，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儿童文学的发展呈上升繁荣趋势。因此，我们自然就有了如下两个问题。     

《稻草人》和“现实主义童话”

童话集《稻草人》应不应该称作“现实主义童话”？“现实主义童话”这一命题有何存在价值？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笔者试图通过文本考察,具体分析两种极端评价的偏颇;并通过对20年代至30年代童话观演变的辨析,指出童话集《稻草人》被演绎成“现实主义童话”是一种缺乏历史分析的理论粗疏,而“现实主义童话”这一个命题本身也因理论阐释的欠缺而日益失去魁力。     

论叶圣陶的童话

一提起中国的童话创作,人们不能不带着敬意想到叶圣陶,因为他是“五四”以来最早从事童话创作的作家,也是有光辉成就和卓越贡献的一位作家。早在一九二一年,叶圣陶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就开始了童话创作。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为止的十五年中,他共写了四十篇童话。先后出版了两个集子:其一是《稻草人》,1923年出版;其二是《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年出版。此外,在1936年出版的《四三集》中还收有《鸟语兽言》、《火车头的经历》等篇。1956年又从全部童话作品中精选十篇,辑为《叶圣陶童话选》出版。这些童话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特之点。从思想内容上来说,是当时中国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从艺术风格上来讲,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中西人格结构的差异——以《快乐王子》和《猎人海力布》为例

中西方人文思想中的人格结构观是存在差异的,西方以外物为镜反照自我,进而确立自我人格,其人格中包括物、我两方面;中国人以“本心”为镜玄览万物,建立起只含“本心”的单纯的人格结构。而童话中的人和物也是一面面镜子,它们共同构成了童话这个有生命的多棱镜。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文学作品中的人格结构也会如“镜城”一样斑驳多端、繁复杂陈的,《快乐王子》与《猎人海力布》作为童话虽然仅仅只能表现出其基本形态,但用这两篇童话为例来探讨人格形成及结构问题,却可以为我们深入研究中西方人格结构开拓更多的方向。     

论叶圣陶的童话创作道路

叶圣陶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步入文坛的，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之一。与其他作家相比，他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是中国现代童话这块处女地的少数几位拓荒者之一，他的第一部童话《稻草人》堪称我国童话创作的一座里程碑。“五四”以前的儿童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圣谕广训》等，大多充塞着“圣贤大道理”的枯燥t）l诫，将儿童视为“缩小的成人”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时是没有真正的儿童文学的，更不用提童话创作了。“五四”时期是我国儿童文学觉醒与发展的时代，从1921年至1931年，叶圣陶先后创作了近四十篇童话…     

从改写理论看《快乐王子》的不同译本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儿童文学也不例外,从《快乐王子》引入中国一直到现在,社会形态和儿童文学的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对不同时期的翻译有很大的区别。本文将根据改写理论讨论《快乐王子》不同译本产生的原因。     

叶圣陶童话在我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

叶圣陶是我国第一个现实主义童话作家。他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童话作品。《稻草人》不仅在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叶圣陶的全部童话作品(包括收在《稻草人》中的二十三篇、《古代英雄的石象》中的九篇和未结集的少数几篇),丰富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宝库。魯迅曾经这样估价《稻草人》的历史地位:     

“诗意童年”与“社会启蒙”——从《稻草人》《大林和小林》看中国近现代儿童观演变

20世纪之前,中国社会主流儿童观“目的论”与“功能论”倾向异常显著.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出中国社会对于儿童的“发现”,其标志之一就是童话集《稻草人》与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前者体示了“童心”与“启蒙”的交汇,后者则表达了“想象”对“时政”的涵客,两者都是新型儿童观复现、传播、迁移、衍生的表征.尽管如此,但就内在构成与价值蕴含而言,《稻草人》与《大林和小林》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儿童本位”之儿童观.此间,中国现代儿童观演变之路只走完了最初几步,前路依然崎岖而漫长.     

从文化研究角度看《快乐王子》的两种译本

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世界童话名篇。文章通过比较周作人1909年的译本和巴金1942年的译本,从语言形式、语言的生动形象性以及内容的深浅来考察两译本的特点,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由此体现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     

评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叶圣陶的小说

鲁迅评论叶圣陶小说共有三次。1935年3月,鲁迅在《表·译者的话》中指出:“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1935年3月2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评论了《新潮》上的小说作家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之后,指出:“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鲁迅的两次评论,是对叶圣陶的童话和整个小说作了系统研究之后,作出的符合事实的正确的历史评价,对此评论界未见不同意见。     

谈西方童话对叶圣陶早期童话创作的影响

叶圣陶早期童话集《稻草人》在选材、主题、意境等方面都深受以安徒生与王尔德童话为代表的西方童话的影响,表现出题材单纯、节奏舒缓、抒情性、现实性等与西方童话相似的特点.但是,由于作者身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人生经历、人生信仰与西方作家亦存在明显的不同,所以在接受影响的同时,《稻草人》又明显地表现出与西方童话的差异,体现了作家独有的风格.     

中国童话纵观──序《世界经典童话全集·中国卷》

本文对中国童话创作及其作品的影响力、生命力进行纵向论述，作出作者自己的审美评价，重点对《西游记》、叶圣陶童话、张天翼童话、米星如童话、严文井和金近的童话、包蕾与任溶溶的童话提出作者之己见。     

稻草人主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美学精神

本文所标示的“稻草人主义”,显然是借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座高峰——1923年出版的叶圣陶的短篇童话集《稻草人》的书名。用“主义”来指称某种特定的文学现象也许并不贴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可以在创作现象面前无所作为。“稻草人主义”作为“五四”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现象与美学追求,一直缺乏认真的研究。本     

论《安徒生童话》中的家庭之爱

《安徒生童话》是一部世界文学名著，也是一部真正可以从小读到老的书。它立足于现实生活，充满了对人类生活的美好愿望。《安徒生童话》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爱”贯穿于整部作品中，韵意深远，感人至深。或是对父亲、母亲的爱，或是手足之间的爱……正是这种“爱”，使《安徒生童话》的魅力在世界文坛无限散发，揭开了世界文学史上童话创作的新篇章。     

《小王子》中两个隐喻与西方传统文化

《小王子》采用童话形式,作者生于虔诚基督教家庭,作品中的大量隐喻,很大部分与西方传统文化有关联。文中“小王子”和“蛇”两个隐喻是神话意象,小王子是作者理想的化身,童贞、圣洁、真善美的象征。蛇是灵异者、神的助手的象征。这些象征意义与西方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童话在现实面前——《蜗居》中的童话情结分析

小说《蜗居》因其内容的现实映射性和伦理观的非主流化成为了近年来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本文从小说文本出发深入分析《蜗居》创作中所隐含的"童话情结",在现实与童话的激烈碰撞中,深度解析其深刻的人文内涵。     

巴金童话创作初探

在巴金六十多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中,童话作品是一朵晶莹的浪花。巴金是在外国童话作家作品的启迪下,萌发童话创作欲望的。早在二十年代,他就以纯真的童心研读过俄国盲人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三十年代初期选编、出版了爱罗先珂的第二本童话集《幸福的船》,四十年代又完成了译介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集》等。并在悉心传播外国文化的过程中,吸取优长,融入自己的童话创作之中。三十年代,巴金已在日本和上海先后     

安吉拉·卡特《染血之室》中新女性的诞生

童话教母安吉拉·卡特因其对童话的改写而享誉世界文坛,其短篇小说《染血之室》是在改写法国童话大师夏尔·佩罗的《蓝胡子》的基础上创作的.通过文本分析,探讨《染血之室》中新女性"我"的诞生,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女性身体作为女性发声的新媒介,女性精神作为女性进步的新动力,女性话语作为女性自主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