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与中央大学

1928年夏国民政府整顿北平教育界,罗家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罗家伦将大学的意义关联于国家政治．对清华大学提出“学术独立”的期许,以促进国家独立。罗家伦自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与其国民党要员的政治立场时有冲突．对其教育事业产生影响。1932年中日民族矛盾日渐加深之时,罗家伦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为复兴民族国家奠定基础。随着国难加重,罗家伦国民党要员的政治立场逐渐凸显。而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又始终制约着他不能完全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其大学教育的成败得失均与此密切相关。     

蔡元培与大学精神

先生的躯壳死了;先生的精神,无穷的广则弥漫在文化的宇宙间,深则憩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罗家伦     

"道不同者亦相为谋"——罗家伦、陈寅恪之交谊及其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不仅是人们评议世事的准则,其实也每每是人们分析问题的思路和眼光.在晚近中国史上,无论是陈寅恪还是罗家伦,都是声誉崇隆、光前裕后的重量级人物,但二者却是风格迥异.     

罗家伦的"五四"观及其历史演变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一生数十次回忆和评价五四运动,但不同时期回忆和评价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即对运动的三种精神做出了高度概括,稍后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五四运动中的盲动情绪表示忧虑和批评.大革命失败后,罗家伦借回忆"五四"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张目.抗日战争期间,他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以增强国民的抗日决心.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罗家伦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大力宣传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重构"五四"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为台湾后来的民主改革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罗家伦:革命与爱情的歧路人

江西小镇走出的时代青年 在《建党伟业》强大的明星阵容里,王力宏惊鸿一瞥,出演了北京大学的热血青年罗家伦.正是因为戏中罗家伦与辜鸿铭对决辩论的短短几个镜头,让这位曾经在历史上活跃一时的风云人物又重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罗家伦,浙江绍兴人.光绪23年出生于一个地方官宦家庭,4岁进私塾,13岁读《周礼》《仪礼》《尔雅》,直到15岁才进入南昌美国传教士高福绥开办的英文夜校读外语.出生时,他的父亲罗传珍还是当地的知县,是位饱读诗书的学士,不仅能诗善文还工于书画,可以说是旧式文人的典范.更曾自掏腰包购买麻种5万斤给辖区内的百姓种植,以发展当地副业使平民皆能安居乐业,以致20年后罗传珍辞官养老寓居南昌都还能收到该县老百姓寄来的麻布.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和与冲突--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

在近代中国剧烈变幻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五四亲历者之一的罗家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五四历史的阐释有着不同的重心。尽管他坚持以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双重身份发表言说,但他的阐释无法消解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     

论20世纪40年代罗家伦的民族理论研究

在对原始民族、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的族群文化及其历史进行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学主流的情况下,罗家伦从近代欧洲民族及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与理论出发,对民族、民族性的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类型等民族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并最终落实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点上。他对民族基本理论的阐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准,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冯友兰(1895-1990)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河南人。祖籍山西。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1918年毕业后回开封任教。1919年赴美,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做研究生,受到著名哲学家杜威先生的指导。1923年毕业后回国,任河南中州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等职。1925年离开河南,先后在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28年受罗家伦的邀请任清华大学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37年抗战爆发,随     

梁启超致冯国瑞手札及学者题跋

梁启超致冯国瑞手札,由梁致冯手札和梁致时任甘肃省长薛笃弼(子良)的荐冯手札组成,共二通五纸.梁去世后,冯遍请著名学者如谢国祯、陈直、梁实秋、胡适、罗家伦、张舜徽等12人题跋,最后一并装裱成长卷,书法俊秀,文辞雅美,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珍品.本手札事关清华校史,事关20世纪中国诸多大师级学者,所以,考释其题跋、揭示相关史事,对了解清华研究院状况,研究近现代学术都有积极意义.     

论五四时期的“性伦”文化

“五四”知识分子否定和批判了性伦偏向、性伦本能、性伦禁忌、性伦杀人等方面的封建性伦文化 ,提倡和主张高尚合理的两性状态、新式道德观和贞操观、进行性教育和生育节制教育等新式性伦文化 ,并开始了初步的实践活动。尽管五四时期性伦文化的变革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尤其在婚俗变革过程中呈现出曲折性与复杂性 ,但它仍是开启现代文明性伦生活的先导 ,促进了社会解放、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     

老校长的风范

有杂志提出“谁来当中国大学校长”的问题,引起大家关注。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国外的成功范例,二是我们的经验教训。前者已经有人论及,这里只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要谈经验教训,就应该了解过去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子。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接触到许多这方面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浙江大学的竺可桢等人,曾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人格风范是一笔丰富的财富。只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非但没有继承,反而在全面…     

五四公众外交活动中的三大疑案探析

在五四之初的公众外交活动中,数千名学生究竟何时在天安门广场会合、游行队伍是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作为代表进入使馆区的学生到底有几人,目前仍属众说纷纭的三大疑案。关于前者,早晨说、上午8时说、上午10时说等均不可取,而下午一时说则不仅执持者众,而且也最合情理,应予采信。关于次者,准确的说法应是游行队伍整体没有进入,但是学生代表则成功进入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关于后者,进入使馆区的学生代表至少应分两个批次,总数为8人或更多,其中罗家伦、江绍原、许德珩、段锡朋四人可予确认,傅斯年、狄福鼎姑且存疑,张国焘则基本可以排除。     

《西藏政教始末》——1934年九世班禅在南京中央大学之演说词

《西藏政教始末》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1883-1937,以下简称班禅大师）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请,于1934年3月19日前往出席总理纪念周之际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演讲词。全文由其秘书长刘家驹（藏名格桑群觉,1900-1977）译出,辞极详尽。《西藏政教始末》演讲词于1934年3月23日和3月26日在《大公报》分两期刊载全文。全文内容共有13个部分。讲述班禅大师对国内政教政策的理解,以及阐释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宗教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承。该文对于研究西藏政教及当时民国政府与西藏得关系,亦有一定价值。     

沅陵傩文化中人伦与平民的主体性伦理特征

傩神中的神伦源于人伦,它以神灵文化的形式寄托人们对美德的期待,反映人们完善人伦关系的美好追求,具有鲜明的人伦性。傩神主体、傩文化的终极关怀对象和傩事活动的参与者具有相当广泛的人民性与大众性,从而显示出傩文化中人伦与平民统一的主体性伦理特征。     

报刊文萃

什么是良心 《天津市伦理学会首届年会伦文选》刊登曹瑞亭、李桂同的《浅论良心问题》一文,认为良心概念由来已久,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在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贬低过它。 良心能够控制人们行为的选择,它的实质是什么?作者认为,真正的良心,就是毛泽东讲的“真正的好心”,也是人们经常赞美的诚实的     

略论真理的主客体性与逻辑

略论真理的主客体性与逻辑林同华真、善、美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研究的永恒课题，从古希腊、东方中国到今天，只要人们有了对于自然、社会和理想的探索，只要人们对于真、善、美这些范畴的认识有差别，就永远存在着这一文比逻辑的研究。当代西方和中国的哲学家、美学家、伦...     

嗜用繁体字的心理分析

目前 ,我发现嗜用繁体字的现象仍相当多地存在于广告招牌商标名称之中。我抽样调查了汉口古田三路罗家墩一条街。那里挂正规招牌的店铺有九十四家 ,而用了繁体字 (包括异体字和不规范的写法 )的就有三十五家 ,其比例为 36.8%。且繁体字的书写形式也是五花八门。例如 :“车辆配件”、“百行广告”、“灯箱”、“缝纫”、“开张大吉”、“书画装裱”等。在这些“繁体字”中异体字占 3% ,例如 :“日加油” ;繁简相杂的占 5% ,例如 :“罗家墩百货商场” ;因繁而错的占 9% ,例如 :“罗家墩家俱厂”。这些人嗜用繁体字 ,大体有以下几种心理 :第…     

浙江聚落:起源、发展与遗存

聚落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人类的居住地.因此,聚落的起源、发展与遗存状况,也是浙江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浙江聚落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罗家角类型,良渚文化时期和青铜文化时期,浙江的聚落也富有特色,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越国的崛起和转卷虫海侵的退却,浙江的聚落更是丰富多彩,至今仍有一些聚落遗迹可寻.     

试论“谙达”的历史作用

一六九一年(康熙三十年),鄂伦春人被清朝编入布特哈八旗。清政府对于鄂伦春族的具体统治形式表现为:“其隶布特哈八旗为官兵者,谓之摩凌阿俄伦春。其散处山野仅以纳貂为役者,谓之雅发罕俄伦春。雅发罕俄伦春,有布特哈官五员分治,三岁一易,号曰谙达。” 所谓“谙达”最初是清政府派到“雅发罕俄伦春”地区的“岁以征貂至其境”的税吏。而“摩凌阿俄伦春”的贡纳貂皮的义务是在每年五月举行的“楚勒罕”即盟会上完成。清     

辽代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探论

西拉木伦河流域是辽王朝的政治核心 ,也是生态敏感地带 ,探讨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规模是研究辽代经济以及环境诸问题的前提。辽前中期是历史上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最多的时期之一 ,主要包括编户人口、提辖司户人口以及迁往中京地区的人口 ,三部分人口约 3 5万。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 ,主要将编户人口与提辖司户人口列入农业人口范畴之内 ,并未考虑迁移人口与迁出地之间的关系。其实 ,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迁往辽中京地区的人口均属农业人口 ,同时也是辽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农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其列入 ,即全面复原了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规模。农业人口规模与农田垦殖规模、生态环境直接相关 ,这 3 5万农业人口决定了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开发规模 ,同时也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地关系基础